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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啥科学家却不拒荣誉,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干

来源:http://www.best-sclae.com 作者:手机版美高梅网站 时间:2019-10-06 19:22

昨天,在“2015腾讯网冬季思享会”上,《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获颁“时代知行者”致敬奖。

主题:诺奖光环下的中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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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

作为在一线从事科研、教学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过多个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体会到体制改革与文化改良的同等重要性。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体制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今后也有可能文化改良比体制改革还重要:如果文化改良不够,体制改革将困难重重。

在和平时代回国的我,完全没有资格以回国的行动而号称“爱国”,九年前回国是因为归属感。如果以为这同时否定了近三十年来所有以回国为爱国旗号的人,那是低估了我的客观性,因为我认为二战期间留在敌对国的中国人也不能随便冠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桂冠”。

中国长期影响社会的是人文为主的知识分子,而科学是舶来品,科学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小。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背景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知识分子》微信公号,希望与海内外华人一道力所能及地参与中国的文化建设。


无论按比较宽泛、还是狭义的 “知识分子”定义,我恐怕都逃不脱“知识分子”的标记。我和我的朋友们应该是中国的“科学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scientists或scientific intellectuals)。

主讲人:

《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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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主编,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前言:

黎润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作者之一

2016年3月19日,在《知识分子》主办的“科学+X”首期活动中,《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知识分子》新书《辛酸与荣耀》出版之际,就科学家和荣誉做了主旨演讲。

做有智识的科学研究

我研究的生命科学迄今仍然主要是实验科学,我经常担心一不小心成为工匠,尽可能加入intellectual的成分,如果没有智力成分,也以貌似对脑研究感兴趣来蒙自己。自1983年以来,我的专业兴趣在于神经系统,通俗的说法是脑研究。1985年后,我主要用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研究神经生物学问题,近年加上了生物物理学等其他途径。我和实验室同事研究过大脑是怎么形成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近年还有好玩的研究,且听下回分解……

活动时间:2016年5月28日15:00-16:30

《辛酸与荣耀》一书从一个疾病、两位英雄,一样分离、两味中药,一流研究、两种结局,一种文化、两段历史,讴歌中国学者的艰辛,记录中国科学的进步,寻找中国传统的遗产,直面中国文化的优劣,反映中国历史的曲折(购买方式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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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102教室

以下为演讲实录,略有修订。

主办方: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博雅讲坛、知识分子、当当网、未名讲坛、长安街读书会

演讲|饶毅

鼓励有批判的教学

我讲课也努力希望有助于学生的intellect。在美国期间,我和两位美国同事曾经开设《热门分子》(Molecools),激发一年级研究生的好奇心。到北大后,我给一年级大学生开设《生物学概念与途径》,和他们一道读1866年孟德尔、1910年摩尔根、1944年艾弗里等的论文,欣赏创造性的思路、分析经典的研究、批判著名科学家的局限或错误,希望在以工作量为主的实验科学激励产生出少数以智力为主的学生,让北大学生几十年后成为世界上稀有品种。

协办方:腾讯思享会

整理|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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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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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很在意自己能否得到诺贝尔奖,因为诺奖是对他们在科学贡献上的最有力的褒奖。长期以来,中国科学界也一直期盼着诺贝尔科学奖能花落中国,终于,屠呦呦在青蒿素方面的研究帮助人们实现了这个梦想。然而这个诺奖的研究成果是在几十年前中国的特定时期,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采用团队合作方式获得的。

饶毅:也谈科学家为何看重荣誉的归属

改革不能只改别人不改自己

在研究和教学之外,我自1995年以来经历、参与、或主持了一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199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开始在中国讲课。1998年开始引入小型精英科学会议——戈登科学会议。1999年辅助蒲慕明建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方面第一个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与德国科学家Uli Schwarz合作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协助王晓东、邓兴旺建立中国现有体制外全新的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2007年我全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这是北京大学在已有的中心、研究所的改革和有些学院部分改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层次的全面改革。

5年后,认为改革的核心工作教师聘任体系和学生教育体系已经基本成形,我要求辞职。辞职并非为了自己研究和教学时间增加,而是因为我认为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你不能只改革别人,不改革自己:一个学院的改革,除了老师和学生的体系,院长的产生体系也要改革。如果靠院长自己永远占住位置来保证改革,那么改革就没有完成,甚至留有隐患。辞掉院长是改革完成的必要一步,卸任才能检验整个学院的改革是否落地生根,真正能够长期维持。

在当今中国,是否还有适合诺奖诞生的土壤,饶毅教授以自己长期浸润在科学中所得到的感悟与大家交流自己的感受。

爱因斯坦在评价物理学家普朗克的时候,曾经将科学家分成三类:一类是他推崇的,但他说没有单一答案;一类是用脑进行实用目的的工作,褒义翻译是有应用价值、贬义翻译是功利主义;另一类是用自己的特长进行竞技以显示自己智力高超作为愉悦。爱因斯坦不推崇的两类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实际情况,他们一般当然在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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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介绍

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乎科学荣誉、在乎社会的认可。否则,伟大的男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何必屈就自己去领诺贝尔奖?

饶毅:(主讲人一,40分钟)

女科学家居里夫人一家也对得奖乐此不疲。她与丈夫领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她独自领了19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她的大女儿、大女婿领了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二女儿的丈夫于1965年从美国驻希腊大使转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碰巧得以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11年那次化学诺奖委员会主席建议居里夫人因为做第三者的事情暴露而自愿不去领奖,居里夫人驳回了其无理要求。居里一家不厌其烦6人次领奖,只有二女儿没领过诺贝尔奖,活了102岁,2007年10月22日才去世。可以开玩笑,不领奖有时与长寿有关,如果你是居里家庭成员的话。

体制改革不能脱离文化改良而进行

二十年亲历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使我感觉文化问题同样重要,甚至以后越来越重要。体制改革不能脱离文化改良而进行。北大、清华、科大、复旦、浙大这些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绝大部分研究所,从事理工科的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常熟悉国际上科研教学体系,文化上已经成熟,而且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在理工科进行改革,虽然会有一些阻力,但体制和文化合力下可以克服这些阻力。

文化没有基础的时候,体制改革困难很大。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很多人批判中国的高考制度,每年夏天在高考入学的时候,记者也会经常找我,希望我加入批判高考的行列。媒体忘了我是理科出身,凡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都不公开批评;凡是我公开批评的问题,我都知道怎么改。

高考我从来没有批评过,因为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更不在大学,而是全中国人都有问题。高等学校录取制度含很复杂的文化问题,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在信任度很低的中国,如果用美国高校录取制度,马上会变成一个极端腐败的制度,推荐信、课外活动恐怕绝大多数会是造假的,因为我们全民没有解决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公平的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体制改革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哲学博士,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回国,受聘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与鲁白、谢宇共同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并担任主编。主要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机理和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爱好科学史研究。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之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科普文章,并出版了《饶议科学》《辛酸与荣耀》等图书。

外国科学家如是,中国科学家也奇葩。如果大家读3月19号《知识分子》微信公号介绍袁隆平先生的文章,会发现里面的故事。记者问他,您最在乎哪一个荣誉?袁隆平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详见《辞去政协职务的“85后”袁隆平干什么去了?|多图首发》)如果工程院院士们听到这句话,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袁隆平接受院士称号是对院士荣誉的肯定,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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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润红:(主讲人二,20分钟)

有人拒绝过诺贝尔奖。1958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受苏联政府威胁,如果去领奖有可能无法回国而被流放。1973年,代表越南参加巴黎和约谈判的黎德寿,拒绝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其实要是换了其他西方自由主义人士也不会愿意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印度支那人民犯罪的凶手之一,共同领任何奖。或许真的因为不要荣誉而不领诺奖的只有一位——让·保罗·萨特拒绝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史专业,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从事医学史研究。参与多个国家社科与中国科协老科学家采集工程的项目研究,从事青蒿素的历史研究7年余。主要参与编写了《仁术宏愿——盛志勇传》《呦呦有蒿》《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等。

迄今没有一个科学家拒绝过诺贝尔奖,虽然不乏听到一些获得诺贝尔或其他荣誉的科学家号称不在意得奖。

做客观的科学史研究

我一再否定自己是屠呦呦得诺贝尔奖的推手。我和北医的老师带研究生研究青蒿素和抗疟药的科学发现历史,这是科学史研究项目,我现在可以认为业余工作可以让我成为历史学家。我们是以科学和历史的态度来研究有趣而且有意义的问题。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细节,我们欢迎大家不仅读《知识分子》微信公号,还可以读我们将要出的一本书《辛酸与荣耀——诺奖圆梦之路》。我们写抗疟药的研究历史从1940年代写起。第一位从中药里面获得抗疟药化学分子的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教授,他的外孙女是电影演员陈冲。张昌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进修后,于1941年回到战争期间的重庆。张昌绍是放弃国外工作回到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爱国科学家”,像我这种在中国和平时代回到中国的,绝不能称为“爱国科学家”。同样二战期间滞留中国敌对国的人文学者季羡林肯定也不能僭用“爱国”的称号,我的这番感慨是因为,季羡林曾在他文章中诉说因盟军轰炸导致其留学的德国生活十分艰难,那时我不禁想到了张昌绍等战争中回国的学者。

张昌绍到重庆后,放弃自己原来的神经药理研究,转而研究中国急需的抗疟疾药物,而且经过几年努力,他和同事成功地从中药常山,提取到常山碱,确实有抗疟作用。所以,张昌绍是从中药获得化学药物的第一功臣。他的思路和方法,正是以后研究青蒿的思路和方法。虽然张昌绍不是屠呦呦的老师,但屠呦呦的老师也是留学西方的科学家,他们将西方研究药物的科学方法引人中国, 他们在中国的科研实践和教学,为以后的科学工作者所传承。

可惜的是,张昌绍在1967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而自杀。

了解这样的历史,才能了解屠呦呦、一位上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药学系本科毕业的学生,怎么会知道怎如何从中药提取化学分子。文革期间老一辈科学家要么自杀、要么受到批斗。但是当时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一定的科学训练和基础。青蒿素的科学研究过程重复了1941—1947年张昌绍的研究过程,不过常山换成了青蒿。大家之所以不知道常山碱,是因为它除了抗疟以外,会造成呕吐而没有得到广泛应用,青蒿素的副作用小,才被大家广泛使用。

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诺奖圆梦之路》还会包括几十位参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抗疟药研究者的口述史,我们忠实记录了不同的说法。这种客观的历史研究,是我们《知识分子》推崇的精神和方法。

活动形式:讲座+读者问答(互动环节30分钟)

在意得奖,与功劳的归属有关。对正常的人来说,当然在意功劳归属。不仅常人如此,伟大如牛顿,也不亦乐乎与人争科学功劳。他与物理学家胡克多次争论。在争论万有引力谁先提出的过程中,胡克写信给牛顿说,我以前开创了这个工作,后生的你为它添砖加瓦完成了,挺好的。牛顿怒火万丈,是啊,我做工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种极端恶毒的话被流传为谦虚伟大的话,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发生的上下文,也不知道胡克本人体型不佳。牛顿不止在私信中含沙射影,而且上任皇家学会会长后,抹掉胡克的记录,现在没人能找到胡克的画像。牛顿跟胡克结冤还不止这一个。在光学方面,牛顿也与胡克争论。牛顿决定等1703年胡克去世以后,才在1704年发表自己的光学书。很多人知道牛顿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争论微积分的发明权。牛顿当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以后,组织一个皇家学会12人委员会,由他们来判定微积分是本国皇家学会的会长发明的、还是外国的莱布尼茨发明的,结论当然是可以预见的。后人重新看当时写的过程,发现上面有会长的亲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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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

科学家之所以在乎荣誉,在乎功劳归属,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进化的产物,包括小动物都是是物竞天择。如果一个动物做了很多事情,却吃不到东西、得不到交配权、没有睡觉的地方,那么很多动物,包括人都要不干了。在乎功劳、在意荣誉,是人类文明发展后的延伸。否认这一点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虚伪。

图书全面、深入、客观地呈现了屠呦呦发现抗疟药青蒿素的科学背景和研究历程,与青蒿素研究一般历史记述不同的是,该书特别介绍了我国抗疟药研究先驱张昌绍先生的科研生涯以及20世纪40年代张昌绍研究发现抗疟药常山碱的故事。书中忠实地呈现了当年亲历者的回忆点滴,旨在让国人多方面了解青蒿素的研究历史,以及在抗疟研究中,两代中国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上难以割舍的传承。

不过,如何取得荣誉是另一回事。

勿忘科学精神和趣味

我们办《知识分子》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介绍科学不是简单的科普,更不是歌功颂德。

中国原本没有科学传统,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我们不仅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低于有科学传统的国家,同时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小。我国的媒体,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报道我国的科学发现时常以功利的心态:谁做出了巨大突破、谁震动了世界、谁得到了全球好评。

不仅对待历史需要科学精神,对待新近的研究也是一样。最近北京大学有个科学新闻,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谢灿及其团队发现生物体内感应磁场的蛋白质。央视和中国其他媒体的报道都是宣传,而《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知识分子》当天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介绍生物磁感应的研究历史,最后讲谢灿他们的研究。而第二篇文章是报道全世界科学家接受不同媒体采访表达的意见,其中有认为这是巨大突破,也有认为可能全部错了,“要没错我就把帽子给吃掉”,eat  my  hat是英文说法。我们的报道让中国读者看到,首先是有人分析科学家是怎么发现的,再有人批判他有可能是错的。科学是在经过批判、讨论,以及更多的实验后,才能确定对错。

我们今天的《辛酸与荣耀》,写的主要是两位科学家,一位是1940年代从中药中提取抗疟分子常山碱的张昌绍教授,一位是1970年代从黄蒿或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的屠呦呦。从两位做抗疟药过程中的研究工作可以推断,他们当时不可能是为了荣誉,因为当时没人可以想象他们能得到什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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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绍先生出生于小学老师的家庭,他在上海医学院毕业以后留校不久到英国读研究生,在伦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短暂地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于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祖国。这时他不再继续神经药理研究,而是研究新的抗疟药。

我们国家大批人口从疟疾低发区进入疟疾高发的西南地区,疟疾患病率增加,同时我国也有军队在疟疾高发的缅甸参战。当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以后,控制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金鸡纳树,也就控制了金鸡纳霜(奎宁)的来源,这样我国和美国、英国等其他盟国的军队,饱受疟疾肆虐而需要积极研发抗疟药。大家预期美国、英国研发出新型的抗疟药,而中国发现抗疟药是出乎意料,这应该归功于张昌绍和他的学生、同事,以及当时中国大后方的其他一些科研工作者。

要考虑到科学的社会责任

如果中国的新闻记者都懂得科学研究是在批判过程中才最终得到结论的,就不可能有很多记者跟着一些人懵懵懂懂地反对转基因。在了解转基因的基础上,我支持目前经过检验的转基因作物。但我并不认为科学万能、更不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社会的约束。比如今年广东有人改造了人类性细胞的基因。他们所用的基因修饰技术是外国科学家发明的,发明技术的两位外国女科学家大概会得诺贝尔奖。这项新的技术用于什么目的、什么地方,需要科学界和社会来参与讨论和制约。我认为基因修饰可以用于治疗目的,修饰我们的体细胞,基因修饰也作为科学研究,可以用于动植物任何细胞。但是,我反对基因修饰人类的性细胞。性细胞与体细胞的差别是体细胞是你负责,性细胞以后可能生孩子,可能会在人群里扩散,可能长期有影响。所以你有权利决定让新技术修改自己的体细胞,这是短暂的事情,但是,是否修饰性细胞,应该经过讨论、经过规范甚至国家立法,而不能由个人决定,包括科学技术人员自行决定、甚至偷偷做。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本事没有,偷偷摸摸闯祸的本事不小。

我一方面支持经过世界检验、国家批准的转基因作物或者动物投放市场,同时反对新技术对人类的性细胞在没有讨论、没有立法的情况下技术先行,这种态度左右开弓,原因是因为要保持科学的精神,要考虑到科学的社会责任。

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可以在知识上、文化上对社会有贡献,更可以在科学精神上贡献于中国。

(2015年11月24日在“2015年腾讯网冬季思享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修改)。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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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

张昌绍课题组报道中药常山单味药有抗疟作用,确定不需要复方,张昌绍课题组与化学家赵承嘏、高贻生等合作,从常山提取出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并证明单体化学分子可以有效地治疗疟疾,他们也确定了常山碱、常山新碱的分子式。他们第一篇中文文章发表的常山碱的分子式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们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把常山碱的分子式写错了两个氢原子。

美国空军曾运五百磅常山给大学和药厂进行研究,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教授也拿到了常山碱,但落后于中国。在中国第一篇英文写错了两个氢原子情况下,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写了正确的分子式。他们重新给常山碱新的英文名称。本来大家是合作竞争,而不是互相恶性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科学家居然很不大度,在自己的发现落后于中国的时候,还要改个新名字,争抢归属有点过分。今天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研究人员还在研究常山碱,药物所的创始所长是常山碱的先驱之一赵承嘏。可惜的是,药物所的研究人员在英文论文里用的是美国人为常山碱取的名,而不是张昌绍和赵承嘏取的名字。

张昌绍先生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做出了重要的发现。常山碱、常山新碱没有被普遍用作抗疟药的原因在于其催吐的副作用。但是,张昌绍等从中药找抗疟药的整套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被重复。

1967年12月20日,张昌绍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自尽。

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中国正式开启的523计划是要找到抗疟的各种方法,包括找治疗疟疾的药物。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的科学家进入抗疟的领域,包括比张昌绍低一辈的屠呦呦先生。屠呦呦在北京医学院的导师楼之岑也是留英回国的博士,五十年代曾研究过常山。张昌绍、楼之岑那代人除研究外,还做了重要和扎实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屠呦呦等大学生。

195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研究背景少于当年留学获博士的一辈,但他们也有一些人在有机会的时候拼命工作。屠呦呦先生认真、扎实、努力工作,是她这一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之所以要找抗疟药,与美国入侵越南有关。中国先后派了三十多万军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美双方军队因为疟疾减少的战斗力多于用枪炮杀伤对方的作用,所以双方都有很强的动力找新的抗疟方法。中国居然又在美国之前找到了新的抗疟方法。当然,青蒿素来不及用于即将结束的越战,但对全世界——特别是贫穷地区——治疗疟疾带来了福音。

从张昌绍到屠呦呦,我国两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做出了重要的工作,说明我们国家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如果很努力、很认真、很扎实,也可以做出有利于我国人民的贡献,也能造福人类。

张昌绍先生代表这本书的辛酸,他虽然对中国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最后含冤去世。

屠呦呦当时也不可能是为了荣誉。但工作做出以后,参与523以及青蒿素的很多人,长期对功劳归属有比较辛酸的争论。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当然是对中国科学发明的肯定。是不是功劳归属到此就结束了,还是继续会有争论,在座的很多人还足够年轻,以后可以观察或见证。

我和黎润红、张大庆写的这本书公正地记录了核心科学家和核心科学工作。

我们希望,读者认同这本以科学精神和历史事实反映中国正能量的书,是中文书籍中最值得收藏的,没有之一。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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