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当前位置:手机版美高梅网站 > 文化 > 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之梳理,以审美的情怀去

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之梳理,以审美的情怀去

来源:http://www.best-sclae.com 作者:手机版美高梅网站 时间:2019-12-09 16:38

我突然想孔夫子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由秦英君先生撰写的《科学乎 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一书,最近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公允的评价,流畅的文字,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科学与人文思潮作了系统梳理,是迄今为止一部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两难的力作。

丁文江和他的科学主义

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常戚戚的,就是小人呢。当然这是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他的定义。

我现在明白了,他说的小人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道德低下,卑鄙无耻,损人利己的那样一种形象的人。

他曾经说过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现在我看有些人他五十也立不起来,很多人一辈子老死都充满困惑。

结合他的思想,真的能做到不惑的人绝对可以称为君子了。当一个人天天处于担心受怕,无比焦虑,对人生充满困惑,无所适从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啊。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异质文化,一为主德的文化,一为主智的文化。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的取向便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选择,陷入了两难境地。从“道器”之争到“体用”之争;从“科玄”之争到“本位”之争;从“人道”、“异化”之争到现代新儒学的讨论,一路下来,都是这种两难选择心态的反映。鉴于以上的认识,作者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问题的内容分为八章,以科学与人文思潮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的历史轨迹。

马 勇

什么是君子和小人,孔子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才有“小人常戚戚”的这种说法。

第一章主要追述了19世纪末叶的科学与人文思潮。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19世纪末叶的科学与人文主义内容也自始至终贯穿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知识分子的心态调整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即通过传教士的科学输入、洋务派官员的技术引进和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科学化运动。其中“道与器”、“体与用”、“激进与保守”的争论都是这种心态变化的反映。如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派严复对西方进化论以及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介绍等,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念与科学关系的认识,尤其是严复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已不仅仅是停留在表层的物质技术和器物层面,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认识方法、一种理性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当然,以孔子的标准的来衡量人,那是对人的要求太高啊,他说一个人如果做到三立,可以称为一个圣人,这三立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世俗生活中的最高追求,我看普通人一个也做不到。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达到真正的三立的人,只有两个半圣人,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是王阳明,第二个半是曾国藩。

但是,如果一个人追求做一个君子,我觉得通过自己不断的追求倒是可以做到的。君子坦荡荡嘛。

第二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主义的张扬。所谓科学主义,简言之,就是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唯科学主义的出现正如第一章所述,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从追求科学到科学崇拜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救亡图存的需要,导致了一代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迫切渴求,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科学发达的原因,中国要赶上西方,就必须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的先进分子对科学的理解还是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便成为一种崇拜。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同时更是一种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一种完全可以取代传统价值的新观念。正如胡适先生的描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这就是20世纪初的唯科学主义思潮。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大概是五四以来中国人的一贯认识,尽管人们在实践层面并不一定愿意实行民主,总是在为无法实行民主寻找借口,但谁也不愿否认民主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不坏的东西”。

回到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探讨,这篇文章主要讲,现代哲学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内容有:以丁文江和张君劢为代表的“科玄”论战;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以杜亚泉、吴宓、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等。如1923-1924年,在中国思想界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吴稚晖、梁启超、张东荪、王星拱、唐钺、范寿康、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一大批学术泰斗和思想名流参加了这场论争。他们以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为切入点,论战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技术与人生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人文精神最大的一次碰撞与对立,也是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理解程度的又一次亮相。

当民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飘洋过海来到东方,来到中国的时候,与其结伴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好东西”,那就科学。如果说民主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不坏的东西”,那么科学则是人类发展到今天“最好的东西”,于是那时的中国人有了“科学万能”的幻想,期待科学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如醉如痴的情形正如胡适所描绘的那样:

上文提到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与冲突。

第四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之会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和蔓延,一批中国学者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已经不再满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简单的宣传和介绍,而是要求从整体上和本质规律上来把握和理解西方文化。这些哲学气质和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家们,在消化和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试图融会中西,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道德和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如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等。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当这种思想漫游到中国以后,就对近代还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五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科学与人文之扭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至此,“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遂告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先进文化,不仅蕴涵着科学精神,而且也蕴涵着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受到当时国际与国内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左”倾政治路线的严重干扰,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而且,文化思想研究也由于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举步维艰,中国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发展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

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就根据英文音译,很亲切地将科学唤作“赛先生”,将民主唤作“德先生”(democracy)。

这些哲学思想对我国的根源的分析我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要说这个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第六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追寻。80年代,是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代。其间,在人文科学领域,新思想、新观念、新见解风起云涌,汇成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关于人、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它的历史局限,甚至有一些错误倾向,但是这些争论涉及到文化学、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因此,它对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亦具有一定意义。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作为主义,也曾引起人们的恐慌,被视为洪水猛兽;科学自然也是个好东西,然而一旦科学也成为“主义”,特别是将“科学主义”绝对化、惟一化,那么引来的就不仅仅是恐惧,可能还会遗留下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20世纪科学主义的大潮中,最著名的“赶潮”人,毫无疑问应该首推丁文江。

这个哲学其实是给中国的现实意义非常的大,20年代科玄之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是这两股思潮对战,碰撞到中国来了,这是这个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著名论战,导火线是张君劢在1923年2月清华大学《人生观》的演讲,一把火点着了。

我告诉你现在搞哲学的怎么个搞法,我们今天现在有很多搞哲学的像个学者型的搞法,写了一些很多人都看不懂的文章,我告诉你这类人往往事做完了之后谁都不知道,一辈子可能写了几篇别人看不懂的文章,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

第七章主要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与人文思潮,其特点是东方人文传统的回归。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在人文科学领域,对西方人文精神的宣扬暂趋沉寂。但进入90年代,对东方人文精神的关注和讨论却提上了议事日程。先是大陆学者对港台新儒学研究的回应,继之便是在“国学”旗号下,所谓“复兴儒学”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家力图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科学、民主的因素或种子,作为“开外王”的理论根据。为此,费尽心机、曲为解说,如牟宗三的“三统说”、“自我坎陷说”等,力图解决从儒家心性之学到现代科学民主过渡的逻辑必然性问题。事实上,如果现代新儒家们如果仍然坚持儒家“道统论”不变,仍然以孔孟、程朱、陆王为“正统”,把墨、道、法、释诸家思想排除在民族文化传统之外,仍然坚持圆满的“本源形态”思维模式,那么就不可能摆脱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理论困窘,也不可能获得现代中国人的认同,但儒家思想作为人类多元文化中之一“家”的地位和历史价值则是永存的。

一个欧化最深的人

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那个演讲,100年之后人家还照样知道,因为他牵涉到中国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认为科学和人生观是两种事情。

第八章主要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的总结和反思,内容提到“李约瑟难题”和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在“李约瑟难题”中,追寻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问题的一次次发问;在对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上,则强调了科学与人文不可分的意义。该书认为科学与人文是不可分的,科学需要哲学的反思,而哲学的进步则需要科学的不断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4月13日(清德宗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日)生于江苏泰兴黄桥镇,这个偏僻的乡镇在国共内战中因“黄桥烧饼”而著名。黄桥在京沪线西侧,南距长江约30公里,在丁文江出生的年代,黄桥镇大体上与外界隔绝,因为京沪线的修建是后来很迟的事情。

你不是天天在讲科学吗?

他说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

又说,科学是伦理的方法,人生观起于直接。

科学为分析方法,人生观为综合的。

科学为因果律,人生观为自由意志的。

科学为对象相同现象,人生观为人生之单一性。

所以,人生观高于科学。

上述对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思潮的梳理,实际上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思想史的综合考察,其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诸多交叉学科、其研究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作者通过宏观阐述与微观分析,动态把握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思潮的复杂关系作了鸟瞰式描述,为人们勾画出一幅科学与人文思潮在中国演进的历史图像。

根据丁家后人的描述,丁文江的曾祖曾经在浙江某地担任过一个小官,但其祖、父两代不是一代胜过一代,而是一代不如一代,逐步退居乡里,除了保留“祖上曾经阔过”的记忆外,已与一般家庭毫无区别。

他讲那两个东西,其实这两个东西好像一边是科学一边是人文,他认为人文管的是人生观,后面的伏笔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儒家,那是干什么的?人生观。

该书在对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的梳理中,主要体现了两大特点:

当丁文江出生的时候,应该说是晚清几十年中最好的时光,清政府经过差不多20年的洋务新政、同治中兴,至光绪初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改善。除却在丁文江出生的第二年,中国与法国因安南有过一次短暂的战争外,至1894年,中国大体赢得了前后约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官僚体制腐败的痼疾,君臣上下、朝廷内外都因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产生了莫明其妙的虚骄,这就为甲午战争的失败留下了伏笔,也是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前提条件与重要背景。

所以他说科学只能为用,而儒家是本,儒学是本,因为同样是管人的管命的,你科学可以拿来用,但是我的高度,那个精神高度应该是我自己的,我的人生观高于你的科学。

第一,不仅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涵义及基本内容作了正面回答,而且对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思潮在中国历史演进的特点作了高度概括。如20世纪初科学与人文思潮的特点是“对科学主义的张扬”;二、三十年代则体现为“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三、四十年代的特点为“科学与人文的会通”;六、七十年代的特点是“科学与人文的扭曲”;80年代的特点是“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追寻”;90年代以后则是“东方人文传统的回归”。这样的阶段划分与特点界定,既非常精练地概括出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历史演进的轨迹,又抓住了各阶段科学与人文两大思潮互动关系的特征。

这后来的重要变化在丁文江刚出生时的中国尚看不到迹象,于是丁文江与千百万诞生于中国乡村社会,且父母在解决了起码的生存问题之后尚有余力培养子女的家庭一样,在乡间接受启蒙教育,为将来的科举事业作准备。

这也是我们中国儒家所坚持的东西,这个思想好不好?这个思想估计有人同意有人反对,因为这场论战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

第二,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思路,考察,分析和归纳众多思想家的文化思想。关于科学与人文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思想家和文化大师都无法回避的文化选择,他们或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尝试建立人文主义的本体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或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尝试建立科学主义知识论体系,以实现东西文化的会通。为此,该书作者选取了诸多人物,如近代的魏源、冯桂芬、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五四以后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吴稚晖、任鸿隽、张君劢、丁文江、杜亚泉、吴宓、梁漱溟、陈序经;抗战以后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熊十力、张东荪、张申府以及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等。作者对他们在文化选择上的努力及局限都给予充分的理解、肯定和评价。

按照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丁文江5岁就傅,正式开蒙,阅4年,至9岁大体将四书五经研读一过,培植了继续深造的根基。据说丁文江生而有殊禀,神悟卓绝,寓目成诵,师奇其资质过人,试以联语嘱对:“愿闻子志”,丁文江随口对曰:“还读我书”。其工正典雅,志趣不凡,不能不令人叹为宿慧,视为难得的读书种子。

对于这个争论,我是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的,科学和人生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以后有机会把它写出来。这个主题很大,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一直探讨着。

《科学乎 人文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取向之两难》一书是作者在几十年的资料积累、知识储存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一部学术着作。如上述,无论是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阐述、解读,或是对科学与人文思潮的分析、评价,均显示出作者扎实深厚的文化素养。目前,关于科学与人文的文化选择还在继续,作者的立场和观点是十分鲜明的,那就是文化选择上科学与人文的不可分离,尤其是对科学精神的呼唤。总之,人类的文明总是先进的带动落后的,然后落后的再进行超越,这是文明发展的规律,我们期待中国文化的超越时代早日到来。

乡村塾师的学识终究不能满足丁文江的求知心,而1898年的维新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变等一系列变动,也给丁文江未来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丁文江或者是他的父亲已预感到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爬行,或许是条不通的路,于是丁文江虽然成绩优异,但他无意继续参加生员考试,而准备离开乡村,到上海南洋公学深造,这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西方学校教程的中学,并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体制接轨,从那里可以很方便地到美国留学。

后来有一个科学家,叫做丁文江的出来了,他是搞地球科学的。

在丁文江将要启程前往上海的时候,新任泰兴知县龙璋闻丁文江资质不凡,遂嘱丁父携入衙门,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如神,议论风生,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力劝他不要再到南洋公学耽搁功夫,而是应该直接、尽快出洋留学。

然后他骂张君劢是玄学鬼,他搞的是玄学啊,形而上的,你看中国哲学的大部分都是玄学玄空的。那个玄学你是用清晰化的语言是说不清楚的,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玄,那老子那个东西玄啊,直到今天,对于老子还有很多充满智慧的哲学家在不断地进行解读。

然后科学主义色彩的人他强调,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科学摒除个人主观成见,辨别事实真伪,证实详细分类,求次序关系,科学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科学的普遍贯通和万能不在材料而在方法。

丁父既然同意丁文江到上海,显然对丁文江出国留学早已有了心理准备;而且他既然同意带儿子到县衙门面试,显然对龙璋的建议不仅不会反对,可能有正合我心之感。惟一使丁文江稍感困难的是家庭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先一年去世,使他觉得在居丧期间或许难以成行;二是出国留学毕竟不同于到上海读书,其所需的费用对于丁家来说无疑不小,至少会减少家中其他子女求学的机会。当时,丁文江的哥哥文涛也想出国留学,然而雄心勃勃、聪明绝顶的弟弟却先发制人对他说:“不有居者,谁侍庭帏;不有行者,谁圆国事?家与国,尔与我当分任之。”

这个就是丁文江的观点,这个观点对不对?这个观点和前面张君劢的观点针锋相对。一个强调科学主义,科学是万能的,一个强调我比你更厉害,人生观比科学更重要。

在龙璋的帮助下,各种难题逐一解决。1902年秋,15岁的丁文江便随龙璋的表亲胡元倓前往日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两边其实都有道理,如果没有道理的话,也不会争论起来,直到现在也没法彻底解决。

时间飞快地消失了,不知不觉间,丁文江在日本度过了三个春秋,只是在这三年中,丁文江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将精力完全用于对科学的追求上,而是不自觉地投身于现实政治,追随梁启超鼓吹改良中国政治,改良中国社会,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

**我在想张君劢在儒家精神里面,就今天的世界来看他的许多精神,其实还是很可取的,你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东西行不行?

丁文江等留日学生的这一处境引起了老革命家吴稚晖的注意。这位老革命家原本也在日本,后因反满革命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苏格兰。在那里,吴稚晖研究进化论和古生物学等道地的西方知识,所以他对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很不满意,遂于1904年致信丁文江等留日学生设法到英国去。

一切都是西方对的,我直接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就行了,我的文化就不要了,这样我们也没有自己文化的根了,这当然是不好的。**

吴稚晖的建议引起了丁文江等人的注意,再加上1904年初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其结果也使留日学生感到莫名的尴尬、羞愧与自豪。自豪的是亚洲人能够击败强大的沙俄帝国,羞愧的是对比昔日被鄙视的岛民所取得的荣耀,中国竟是如此的软弱无力。丁文江和他的朋友们被街上所遇到的日本人对他们发出的嘲笑深深地刺痛了,因此他不仅执意离开日本前往英国,而且他的野心是到那里学习海军,将来做一名海军指挥官,或许有机会与日本人在海上决一胜负。

现在有句话叫文化就是软实力,我都不赞同这样说,我认为文化不仅仅是软实力,他反而是硬实力。可能比硬实力这个说法还要更硬,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真正的声音,如果一切声音都是别人的,一切观点都是别人的,我们的民族能够站立于世界之林吗?

1904年春夏之交,丁文江等人从日本来到英国,很快接受一位朋友的建议,到东部林肯郡的斯堡尔丁读了两年中学,第一次得到了西方知识最直接、最认真的介绍,奠定了后来进一步深造的基础,1906年顺利得到进入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资格。

美国一切都好,什么东西都抄你们美国的就完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我告诉你这个肯定不行。美国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说白了就是靠他自身的东西呀,他不是抄袭别人的,他有自己的东西,他在短短的200年就起来了,你中国说这一个世纪是你的世纪,你也应该有自己的东西,你说什么东西都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你能站到世界的前列吗?

尽管丁文江有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但“从不额外照顾穷小子”的剑桥大学高昂费用还是让丁文江吃不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丁文江主动辍学,转赴欧洲大陆游历。几个月后,于1907年春天转入风气质朴的格拉斯哥大学,开始专心致志学习动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

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已经排到老二了,这个感觉好像挺好,但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能排到老二吗?

难啊,我都感觉到现在充斥着市面上的东西都是西方的观点,我国科学和科学哲学,你说哪一个东西现在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老二啊,还有人说再过十来年就要超过美国了,你说那个时候你要超过美国,靠什么超过?

你说靠完全的模仿和山寨超过,这个可能吗?肯定不可能。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科学和文化的关系,中国有没有自身文化,中国的文化能不能影响全世界,并被全世界的人认可和接受,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的价值观,从而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11年初,丁文江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迅即准备返回离别七年的祖国。这七年的时间,丁文江从一个聪明伶俐的15岁少年,变成一个满脑子现代专业知识、欧化最深的人、风度翩翩的成年男子。

是我们原创的很少很少,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在模仿啊,你看我们的科学,发表论文,都必须在国外的期刊上发表,达到了他们的认可后才叫好,标准都是人家定的,自己压根儿没有话语权,而我们自己的不算。

丁文江身上所体现的欧化,并不仅仅指他喜欢笔挺的西装革履,也不是他那讲究修饰的小胡子,更不是他对雪茄的特别偏爱,而是指他在这七年的留学生涯中,真正掌握了多种语言,能够直接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不仅留意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而且他本身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因为他具有现代科学家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思维方式。

其实中国科学群体里面也有很多牛人,比如说袁隆平,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但是杂交水稻他搞出来了,搞到什么程度?搞到美国人评他院士,而中国人反而不给他院士(中国科学院),因为它不符合中国的资历标准,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呀!

而它的分量在于完全原创,另外一个计算机专家王选院士,他几乎在国际上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他被誉为中国当代的毕昇,要不是他的激光照排系统,中国人连漂亮的汉语书都印刷不出来。

现代徐霞客

从科学里面的深处我们看到什么是创造,什么叫做教条,什么叫僵化的制度,什么叫做文化,这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1911年春夏间的归国旅途,对于年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考察机会。离开英伦三岛进入欧洲大陆后,丁文江借机遍游欧洲,特别考察了阿尔卑斯山,然后乘船取道越南回国。

可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压倒性的观点都是来自西方的,就像我正在写的这些文章很多观点也是从西方来的,你比如有些人把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通了都明白了,然后用他自己的语言再去复述理解一下,这就是算是他的成绩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在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很多都所谓的知名的哲学家。

5月10日,丁文江转乘火车抵云南劳开,接着或徒步,或乘船,或乘车,继续前行,在云、贵、湘等地旅行,穿越偏远的多山地带,考察地质、地貌,寻找矿产。7月底,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

可是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哲学家?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啊!一个人能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别人不一样,是我先说的,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丁文江回到家乡的时间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两个月,他或多或少地已感觉到国内政治的急剧变化,但他更对他的家庭的巨大变化稍感震惊。在丁文江出国留学的前一年,他的生母不幸去世,在他出国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再婚,并为丁文江又生了三个小弟弟。

这个关于人生观和哲学的讨论,还会一直延续下去。这场讨论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及其民主和科学的兴起有重要意义。

在故乡小住后,丁文江与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前往上海南洋中学。这所学校是丁文江出国前最想去的学校,只是那时想去读书,现在则是去教书。在南洋,丁文江讲授地质学入门,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而且很快引起了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的注意,急约入京。1913年初,丁文江受聘担任新成立的地质科科长。

其实在当时的作用中科学主义应该是占优先的,因为当时大的背景,中国真是贫穷落后,没有科学没有民主,结果这场争论以后把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引到中国来了。这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过来了,这是当时这场争论的最大意义。

民国初年,科学主义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但传统偏见仍在知识界高居统治地位,像地质学这种专门学问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知识界依然信奉着修齐治平的知识背景。丁文江履新之初,实可谓筚路蓝缕,无中生有,因此地质专门机构的成立,就被中国现代科学史视为中国地质学崛起、兴盛的关键性事件。

另一个大的争论发生在二十年前的1990年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也发生了大讨论,这个时候上海文学,读书杂志,发起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这场讨论是1920年代那场讨论的一场回响。

1913年6月,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地质门停办后闲置的图书标本,以农工商部的名义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稍后又在这个研究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连续招生。首批学员不少是丁文江在南洋中学时的学生。1916年,第一批30名学生毕业,大多留所工作,并逐渐成长骨干力量。

究竟怎么来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我们可以想象过去1920年代的人,对科学和人文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总是经受着苦难,西方人的船炮坚船不是厉害吗?我们也要赶上去,因为我们要造出来,来打败他们,不然就要挨打,中国最早的科学冲动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但是科学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后来到1990年代,提出科学精神的问题,精神是一个文化观念,科学绝不仅仅是技术,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这样一下子人们的理解就变深了。

在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同时,丁文江更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条,反对坐而论道,主张实地考察,这是因为丁文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甚至连西方学校都存在缺乏第一手观察的不足之处,而中国学生对于艰苦的体育锻炼则更缺乏准备。鉴于此,丁文江每周都要组织学生进行野外考察,他的信条是:“移步必须步行,登山必达顶峰”。要求学生在真正掌握地质学的原理和基础后,必须系统研究中国地质资料,必须亲身进行实地考察,亲手绘制地图、采集化石。

过去人们说科学是什么?科学只是一种器物,或者是一种知识,然后这种知识怎么用逻辑来证明它,然后我们的科学就是搞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更高的角度来说,科学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

丁文江这样要求学生,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有经费,他就会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1913年底,丁文江受工商部委托沿正太线对太行山脉进行考察,并对井陉和阳泉地区的煤矿储量作了调查。翌年初回到北京,很快又受交通部委派前往西南地区进行长达一年的矿产资源勘探。丁文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对许多地方进行测量,重新绘制地图或地质图,收集标本,并记下生动活泼的考察日记,详细记述各地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山水风景、自然地理以及各种各样的奇闻轶事。这是中国科学家利用现代学术训练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典范意义。

这一下把科学的精神高度拔高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看到科学还有什么精神高度,我们这是做实验,做完之后验证之后完事,那它的高度到底在哪儿?

1915年初,丁文江结束在西南地区的考察回到北京。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依然隶属于政府,专门从事地质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任所长,直至1921年因家庭原因辞职离开。

你是一个搞科学的人,也就相当于是个小科学家了,搞科学的人是什么?是要让人类去仰望你的,因为你是仰望天空的,是代表着人类精神的高度的。

我们今天搞科学的人,我告诉你,仰望天空的人很少了,大部分都是低头拉车,很少抬头看天。我们普通人更不用说了,陷入了繁复细碎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去有意识的抬头看看,头上的那片天空是什么?

我们都是好像做了一个题,完成了一个项目完了,搞定了,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工人,按照一定的时间进度,把活干完了仅此而已,那个科学精神的高度没有了。

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贡献巨大,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山祖师,他和他的早期同事一起制定了一套全新的学科范式,使这门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在国际学术界拥有自己的影响力和著名学者。此点正如胡适1922年所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其实科学精神里也应该有人文精神包含在里面,追求的是高度,追求的是文化,追求的是品位,你说这个理解对科学起什么作用?

丁文江还被视为地质学领域中的政治家,他充分利用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与网络,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兴盛提供了健康的外在环境,李济后来在评价丁文江的学术贡献时强调,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但是这场争论里面,好多文学家起来了,搞文学的人其实是不懂科学的,他批评科学家,说科学家从根本上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工匠。

这话显然有偏见,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好多搞科学的人,其实就是工匠就是工人,就像很多老师一样只是教书匠,不是教育家,教书匠是什么,只是把别人的知识传授教授而已,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当然好的老师,肯定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以及好的教育思想的。

思想家是什么?思想家不是只讲别人的,当然对一般人来言,能去了解别人的思想把它讲出来也已经很难了,但是,思想家他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形成自己独自的思想,科学家也是一样的,必须有自己独创的东西。

要有自己的思想的,有自己的精神高度的,这场讨论其实就是在讨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作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当然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期待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又和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既不像梁启超那样赞美清代学者以复古为革新的尝试,更没有像胡适那样着力挖掘非儒学派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同构关系,寻找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丁文江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只是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背景的解释却与众不同,值得玩味。他指出,在唐代的自由与艺术文明衰落之后,宋代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那些打着新儒学旗号的理学家们以一种愚弄人的形式主义毒害知识分子。宋明理学从表面上看是致力于通过佛教思想改头换面成为一种玄学启蒙,实际上是反知识的,是不讲方法的烦琐哲学,是没有信仰的宗教。直至17世纪初,明智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知识感到不满足,再加上政治上的不满强烈刺激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活跃和探索精神,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从沉睡中唤醒,开始注意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与新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成功地运用到对传世经典的研究上。这场运动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它始于对传统经典的品评,以引进西方科学和哲学而结束。丁文江指出,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宋应星和徐霞客两人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怀疑博物史中的传统记载,因为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能通过第一手的观察才能较好地确定下来。而且,由于是把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把史书上的记载当作根据,这显然具有近代科学的意味,他们“为了追求真知和达到精神上的满足,餐风宿露,废寝忘食,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

过去人们认为是对立的,我认为不是对立的,我认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高度统一的,完全一致的,如果你学过自然辩证法的话,这些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对我们当代文化教育观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丁文江将宋应星和徐霞客视为自己的思想前驱,不仅努力把他们的著作从接近于完全湮没中拯救出来,而且自觉地接续宋应星和徐霞客的考察,以“现代徐霞客”的精神激励自己,常年奔波在荒郊野外,以自己的考察验证、检验他们在《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中的记载。

就是说西方的这些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今天一直都很大。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还有人文主义的影响都很大。

当科学成为主义

当今的科学观,文化观,教育观,有很强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

随着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成绩逐渐被外界所认知,丁文江在北京文化圈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逐渐与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结识,有的甚至成为毕生好友。

第一,科学是功利化的导向。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战胜国准备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中国因先前的段祺瑞政府执意对德宣战,于是作为战胜国被邀请参加。梁启超、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民间人士在非官方组织的支持下也来到了欧洲,一是期待在舆论上对中国政府代表团有所声援,二是实地考察战后欧洲的真实情形。

钱,利润,项目,什么叫做好,能赚到钱就ok,那一个科学家有项目挣到了钱就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吗?

牛顿有几个项目,爱因斯坦有几个项目?他们能够得到多少钱?没有,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可能都没有,然后我们这是谁最有钱,谁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这就导致了科学的功利化导向。

在中国,忽视原始性的理论创新,山寨抄袭成风,但是科学家更应是思想家,而思想是无价的,没有这样的环境和制度,中国科技的发展前途堪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发生了根本转折,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发生了深深的怀疑,科学和工业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形态,然而科学的胜利却把人对天的信仰和对自己灵魂的信仰一扫而光,结果是人类依据所谓科学的原则建立起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使人的生活服从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于是人类不仅听从机器的摆布,而且变得越来越孤立、怀疑、软弱和腐败,毫无生活本有的乐趣与价值。基于这种怀疑,梁启超在欧游归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最先提出中国人继续向西方学习,继续相信科学万能,是否也会像西方一样走向毁灭?

当然这也是由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你这个科学家还有单位要活的吧,要活的话你就得去挣钱吧,找项目吧,这个单位你给我项目之后我说你好,为什么,挣钱了能养活一帮人啊!

梁启超的怀疑启发了梁漱溟。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昌言中国人应该打消继续向西走的念头,回到东方,发现和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建中国伦理社会,以东方文化的精神文明去救西方文化的物质文明之穷。

但是,这样一种关系和科学本身,是两回事,国外当然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人家有更好的创新环境和制度,还有更高的科学素养,而中国却是这方面先天不足的,你也别盲目的喊着赶超这个赶超哪个,如果大的环境和思想观念,不改变的话,这都是空话。

梁漱溟的说法自有其偏激的地方,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入和自觉,至少中国人已觉悟到尽管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但这种社会制度必须符合自身传统与特点,无法全面移植。这自然涉及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体系的支撑点,即他们赖以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

项目是什么,项目只是比较应用性的,实用性强的,使用成熟技术的,那个项目越大钱越多。你要知道往往实用性强的应用性强的,往往理论是没有创新的。

你看搞基础数学的,他项目拿不到,为什么?他纯理论,你不能说这些纯理论没有用,你说造个什么东西出来那是应用性的,他能得到很多钱。

这样一来,所以有理论高度的人他不干了,他就慢慢去搞项目挣钱了,为什么?这就像现在很多学生,大家很多考大学时都选择了工科,工科说白了容易挣到钱,拉到项目啊,然后是理科,就是不是拿到项目了吗?然后要有工人干活啊!第三才是文科赚不到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因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列举科学与人生观的五点区别是:

为什么?因为越到文科里,他越搞思想上面的东西,所以在市场经济里面是挣不到钱的。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方法里面重实证,轻创新。这种重经验证据,轻大胆怀疑猜想创新。我们一个个都在干活,都在验证什么,你说你用的所有东西中,哪一个是你原始性的创新,很少基本上没有了。

而且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往往是原始性创新的人,他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也就是说我辛辛苦苦搞了一个创新,搞了一个发明还没有运用的市场上,早就被人家偷走了。

王选一开始是被边缘化的,他说我到了60岁了,其实我已经什么都干不了了,好了他们又开始重视我了,把我放到主席台上,电视里频频露面,当我最有需要最有创造力的三四十岁的时候,没有人来帮我,通过这个现象,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文化建设,科学与人文失调,重科学轻人文,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环境。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但是在我的理解中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一个文化部,一个科技部,好像文化里面没科技,科技里面没文化,好像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东西,你说科学是不是一种文化,科学在西方恰恰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可是我们不把文化当作文化用,就是当做技术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你看我们中国最高制度的设定,竟然是把他们分割开的,连最高层的人的认识就这个水平,不管是科学和人文,你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西方呢?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说到当前的教育系统,就是更惨败的了。当前中国的教育是什么?就是实证主义教育,应试教育,忽视人的充分培养和教育,科学教育缺乏人文性,人文教育本身也缺乏人文性,当然也缺乏科学性。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就是考试啊,说什么,“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抄抄抄,逼出来的绝招”,把活生生的人压抑的,有些孩子都受不了要自杀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考,考完以后,就觉得厉害聪明,可是你不知道,学生可怜啊,连坐牢都不如,坐牢还有点自己思想的自由吧!

其实,当我反思这些的时候,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很多考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没用的,真正的教育是什么,你自身有所发展,但是我们今天,教育的话绝大部分是实证主义的,教育方式而且是填鸭式的,老师和学生压根不是平等对待的,教学当然也不是相长的。

张君劢认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按照他的分析,人生观面对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这样九个方面:

这个教育系统很残忍啊,他压根儿就没有关注学生的人性,没有把学生当人来看待,他只告诉你今天排名是多少,考分是多少,明天上去了,后天下来了,老师在关注这个问题。你现在想想,这玩意真的重要吗?

1、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

现在听什么很多人考状元啊,状元出来了以后,就了不得了,我的观点是你盯着这个状元,你看他将来,到底会是什么样?

他只是考得好而已,考是什么,考是实证的,给你出一个题,你把它解出来,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能提出一种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教育是一个互动,互相提高的过程,不管老师和学生,结果填鸭式的教育就假设学生是个大笨蛋,这样一来,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呆头呆脑,我曾经上过很多课,人家外国学生的课堂活跃程度令人震惊,而中国学生任凭老师喊破了喉咙,下面没有一个人理他。

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学生早已经麻木了,老师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他也没有其他想法,也提供不出想法了。

2、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

我在这篇文章里,谈到了我对君子和小人的理解,西方哲学如何影响近代中国,中国当代的教育系统是如何的失败。希望看到的人,有点启发吧。

3、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

4、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

5、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

6、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

7、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

8、我对于世界之希望;

9、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

张君劢指出,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在张君劢看来,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基于这种判断,再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张君劢轻而易举地回到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上,认为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西洋“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保持适度的怀疑原本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然而张君劢的演讲实质上已不是对科学的适度怀疑,而是在宣扬一种在科学主义者看来非常有害的思想主张,所以,当张君劢的演讲词发表后,绝对科学主义者丁文江不禁“勃然大怒”,他当面怒斥张君劢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

丁文江与张君劢是相交有年的好朋友,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了两个小时,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为了拯救被“玄学鬼附身”的张君劢,更为了提醒没有被玄学鬼附在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迅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竭力为科学辩护,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科学破产。强调无论如何,人生观都要受到科学的公例、定义及方法的支配。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不是在人生观上排斥科学,为玄学留下一块空地,恰恰相反,应该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在丁文江看来,张君劢并不了解科学的性质,而且从哲学上看,张所依赖的主要是欧洲唯心主义的蒙昧主义传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张君劢的争辩是企图把宋明理学和一切古老文化,从偶像崇拜反对者的攻击中拯救出来,而防御这些攻击只能诉诸非理性的直觉。丁文江认为,宋明理学早已遭到清代经验主义学者的鄙薄和清算,倘若在20世纪听任其莫明其妙地复活,中国社会就有可能完全脱离科学进步的危险。

丁文江认为,科学能知世上可知的一切,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任何事物的了解,都是思维活动的结果。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基于“经验实在论”的立场,丁文江提出讨论三原则:

一是经验原则:科学知识起于感知。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

二是逻辑原则: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旁人有没有自觉呢?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

三是唯心原则: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

丁文江之所以坚信张君劢的人生观不可能逃出科学的范围,是因为他坚信:

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

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西方玄学大家柏格森哲学中演化出来的,又联合了中国陆九渊、王阳明、陈白沙一派高谈心性的玄学家。

对于张君劢对对科学的误解,丁文江提出三点申辩:

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

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

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至于张君劢强调的欧洲文化破产及其责任,丁文江的回应更简单,他根本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退一步,即便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传统宗教教育的产物,而这种传统宗教教育与科学理想相去万里。所以,丁文江坚持认为,欧洲的麻烦事实上是由于欧洲未能把科学精神延伸到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中去而造成的,不是科学导致了欧洲的灾难,恰恰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证明欧洲人还没有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

丁文江的文字批评和口头批评一样,并不能说服张君劢,张稍后发表答复长文,就其所谓自由意志的人生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丁文江拒绝接受精神现实与物质现实相联系的可能性,他称丁文江“感知论者”,于是张君劢借用康德反对英国经验主义者的传统论点驳斥丁文江,以为人的思维如果不对感知材料作概念化的加工并使之成为可以接受的东西的话,那么感官感知的内容就十分支离破碎。

张君劢、丁文江的论辩,引起了学术界的积极回应,胡适、吴稚晖、王星拱、唐钺、朱经农站在丁文江的一边,坚持“科学的人生观”,批评张君劢将世界分为科学的物质世界和思想的精神世界的观点;而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屠孝实则赞同张君劢的观点,以为科学的功能是有限的,支持张君劢借重玄学,重建“新宋学”的努力。

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从表面上看,参与论争的人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从实际后果看,这场论争所产生的对科学的热情,成为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股创造性力量。尽管他们有着论战的分歧,但所有鼓吹和信奉科学的人,实际上都受到这种信念的鼓舞,即只有受过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才能设计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才有可能进行一场科学的社会革命。在这场社会革命中,运用理性的技术解决人类福祉问题,使得提供比迄今通过常规智慧所提供的更为人道、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法成为可能。这就使得他们所鼓吹的科学的行动,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政治上、社会上的合法性保障。他们使用“赛先生”作为护身符,用这个具有魔力的护符去驱走一切迷信、保守主义以及对过去的盲目忠诚,以便把人的智慧解放出来,去思考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紧迫问题。科学,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科学主义”,甚至是“绝对的科学主义”。

科学是个好东西,但当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可能其中也就蕴含着一些问题。因为人类对自身、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不仅无法穷尽,甚至可以说,人类现在的认识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以“科学”加“主义”的名义去号令一切,于是许多的东西,便在这些科学家的眼里成为迷信,成为糟粕,成为必须打到,必须舍弃的东西。于是,借助于科学的名义,许多“不科学”的事情照样发生,许多人类尚无法认知的东西,被作为糟粕而舍弃。

本文由手机版美高梅网站发布于文化,转载请注明出处:百年来科学与人文思潮之梳理,以审美的情怀去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