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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的女子书写_叙事传记_好法学网,有名的人谈

来源:http://www.best-sclae.com 作者:手机版美高梅网站 时间:2019-12-09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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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屋顶丽人》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经典短篇小说之一,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表明生活于父权制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在追求自由与平等权利时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种种生存困境。莱辛将“女性书写”叙述策略成功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着力描述了女主人公被欣赏的“他者”身份,塑造了一位高傲、冷漠而又沉着的“另类”女性形象,揭露了父权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统治与压抑,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深切关注和敏锐思考。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女性书写 男权 女性 他者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是活跃在当今英国文坛上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丰富,有数十部长篇小说,七十多部短篇小说,两部剧本,一本诗集,多本回忆录等。她的作品题材广泛,涉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宗教神秘主义等。她的小说种类繁多,有科幻小说、成长小说、神话、寓言等。莱辛在其众多作品中对现代女性的独立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女性自由的现状、实质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刻画了一些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如被公认为其代表作《金色笔记》中的自由女性安娜形象和《青草在歌唱》中的玛丽形象等。这些作品揭示了莱辛笔下的女性在现代工业社会和男权制社会中所受到的束缚与压抑,在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和失语状态,以及她们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国内外学者大多集中解读莱辛的《金色笔记》《野草在歌唱》等几部作品,很少学者关注她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而该部作品是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之一,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塑造了一位高傲、冷漠而又沉着的“另类”女性形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 《屋顶丽人》写于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风起云涌之时。西方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她们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和自由,如越来越多的妇女获得了财产权和选举权、妇女教育广泛开展、妇女就业明显增多等。但妇女在很多方面仍未完全取得独立与平等,性别差异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男性仍强有力地支配着社会,生活于以父权制社会文化为中心的女性――尤其是具有独立意识、渴望自由与平等的女性――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种种生存困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优秀的女性作家创作出了许多经典的女性主义作品,如法国女作家波伏娃创作了《女宾》,女作家杜拉斯创作了《斯坦因的疯狂》等。莱辛则以其代表作《金色笔记》成为杰出的英国女作家代表。《屋顶丽人》是莱辛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经典之作,体现了她对“女性书写”叙述策略的成功运用。 “女性书写”一词源于1968年以后的法国妇女运动,由法国着名作家和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于1970年早提出。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书写文化的主要架构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只能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为此,法国女权主义文艺批评家努力构建女性书写话语系统,颠覆传统的男性书写方式,力求根治女性失语症。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女性躯体的女性书写和女性言说,指出女性书写有其独特的、区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一种包容男性语言在内的双性同体式的女性语言,一种颠覆了父权制中心话语的“新”语言。① 西苏认为,女性主体是掌握文本生命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女性身体及身体本身所存有的一种特质,因而可以将“身体、主体、文本”归为一体,“女性书写”可以看做是一种女性从自我的身体出发而开始的写作,并在写作过程中渗入女性话题的行为。 “女性书写”理论向传统提出了挑战,强调妇女与身体的关系,拒绝将身体和思想分离开来或使身体屈从于思想。女性身体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男性作家也可以从事这样的创作,但是女性的生理节构不同于男性,这使得她们具有特别的语言和节奏。男性的语言是“理性的、逻辑性的、等级的和直线型的”,而女性的语言是“不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等级的和回旋式的”②。 二 借助女性书写叙述策略,莱辛在其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成功刻画了一位以特有的方式颠覆男性话语,追求个性自由的女性形象。由于特殊的身份和经历,莱辛经常把小说的场景设置在都市、房屋、家庭之中。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中的《自由女性》就讲述了在一套住宅里发生的男女之间的故事。“在莱辛的小说中,围绕房子讲的故事还有很多,譬如:成名作《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系列小说、《善良的恐怖分子》和《第五个孩子》等。”③ 《屋顶丽人》是其短篇小说中围绕房子展开故事的杰出篇章。该小说讲述了六天里在居民楼天台上发生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炎热的六月,三个男人在居民楼天台上工作。他们分别为四十五岁左右的哈瑞、十七岁的小伙子汤姆和年龄介于他们中间且刚刚结婚的史丹雷,代表了不同年龄层次的男性。莱辛对他们看到天台上晒日光浴的裸露的女性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进行了生动地描述。他们一见到天台上有个着装裸露的女人在晒日光浴时就以不同的方式对之进行不断地骚扰。当史丹雷对其骚扰而不被理睬时,他骂其是“贱妇!”汤姆则一直想象着那个女人是如何“把他拥在怀中,轻拍他的头发,然后,雍容高贵的端给他一杯叫人心旷神怡的、他从没喝过的美酒”④。年长的哈瑞也加入了窥视那个裸露女人的行列。 从表面上看,莱辛将那个天台上的女人置于被观看、被打量、被凝视的舞台中央,其形象势必在被观看、被打量、被凝视中异化成“他者”。小说通篇都在描述三个男人的行为举止,对那个女人着墨不多,少有的语言也是在三个男性视角下完成的,那个女人则被置于“他者”的位置。小说以《屋顶丽人》为题而不是以三个男人为题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莱辛并没有将天台上的女人刻画成以往小说中的一味忍让、逆来顺受的“他者”女性形象。她独具匠心,另辟蹊径,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刻画了女主人公的“另类”形象:裸露的身体,冷酷的态度和神秘的形象。 1.裸露的身体 女性和身体的关系错综复杂,源远流长。女性的身体是在男权制的话语下和文化建构中生出来的。女性的身体只是男性的一种附属物,一种工具,长期被男性的目光所覆盖、所遮蔽,被男权社会制订的清规戒律所塑造、所扭曲。女性的身体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标记,一直和柔弱、残缺、不稳定、消极性、他者、缺场等特点联系在一起,成为权力分析特殊、集中的地方。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展开,女性身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带来了女性前所未有的自我认同。“每个人的身体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释放其无限的、全部的欲望,而不按照任何模式或标准生存时,那一定是一个宽松自由的社会。”⑤ 女性在经历了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后终抵达身体的觉醒,这样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莱辛在小说中着力描述了历史上尘封已久的女性身体,与女性主义原有的身体理论产生了共鸣,使之成为瓦解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小说中的天台是个公共场所,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毫无顾忌地长时间裸露在日光中,显然是无视男权制社会所规训的种种道德观念和偏见。她的裸露是在表明她的身体是她自己的,她是个独立自由的个体。莱辛在描写那个女人裸露的身体时,几乎将语言集中在她的肤色、背部、双臂上面:“平实的背部通红,双臂摊开”、“今天则一身古铜”、“她仰卧着,屈起膝盖,闭着眼。古铜色的身体懒懒地躺在太阳下”。尽管几个男人不断地对她进行骚扰,她却全然不予理睬,仍然我行我素,为自己身体感到骄傲和自豪,裸露着享受阳光的温暖。正如法国作家安妮・莱克勒克所说的:“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象的。”“对它的的压抑是其他压抑的起始。”⑥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能够感受到她身体所带来的快乐,所以敢于大胆裸露,追求着她所想要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裸露是有限度的,并不是赤裸裸的裸露。莱辛在精心地描写女主人公裸露的脊背、腿、手等部位时,用词讲究,都是中性化词语,而这些语言同样可以用来描写一个日光浴中的男人。这种描写折射了男女身体的平等性。在文中,能体现女性特征的脸部,胸部及臀部只字没提。这种描写旨在说明天台上的那个女人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与男人们有所不同,所以敢于展示在公共场所的天台之上。只是无聊的男人们大惊小怪于这种裸露,尽管他们自己在工作时也是裸露着上身,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男权制社会的种种偏见和不公。 莱辛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体描写顺应了女性主义者“身体书写”的潮流。埃莱娜・西苏认为,妇女的身体需要被重新阅读与重新书写。女性的身体不应该受到压制和蔑视,而应该提倡享受多种愉悦和可能性:“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为什么只有如此少的文本?因为只有很少的妇女赢回她们的身体。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坚不可破的话语,这种话语将摧毁所有的隔阂、阶级与语言。⑦ ”莱辛正是用她的写作创造了这样一种坚不可破的话语,它成为女性找回自我的力量。在《屋顶丽人》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的女性身体不仅成为妇女抵抗父权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成为妇女争取自由和快乐的场所。 2.冷酷的态度 除了对女主人公的身体进行描述外,莱辛还着力刻画了女主人公冷酷的一面。那个女人抽着烟,看着书,全然不顾男人们的骚扰,这种冷酷的态度贯穿于小说的始终。虽然这种冷酷使男人们近乎疯狂,但却变成了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有效武器。天台上天气炎热,是个日光浴的好去处,“只见她上身胸前绑着一条红围巾,下身是一条短短的红色比基尼裤。那天是太阳高照的第一天,她皮肤仍显白皙,只是晒得通红。她坐在那儿抽烟。史丹雷吹了一声狼啸,她头抬也不抬”。当三个男人一起对着她吹口哨时,“她抬头看了一眼,冷冰冰,漠漠然,然后继续低头看书。再一次,他们感到怒气难消”。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使三个男人气急败坏。到了第五天,他们看到那个女人在烈日下若无其事的样子都感到忍无可忍。史丹雷双脚跺地,又吹又叫,朝那女人咆哮,满脸涨红。“他似乎气昏了,又跳脚又吹哨,但那女人动也不动,一根汗毛都不动。”汤姆和哈瑞蹲着身体,只看到那女人的头和棕黑的上肩。收工前,史丹雷脸色铁青地说:“我要回家了。”哈瑞也说去找工头,他要在路底下修理水管。在三个男人当中,莱辛对汤姆的心理描写着墨多,将一个少年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自从在天台上看到那个半裸的女人之后,他就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偷窥和欣赏着她身上的每个部位。晚上梦见她对他百般温柔。即使在白天工作时,汤姆也想象着“自己正在操作起重机,伸出吊臂将她抱起,在空中旋转一圈,放到他身边”。当史丹雷和哈瑞离开天台去别的地方时,汤姆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那个女人的身旁。满怀期待地去追求她的温柔,可是面对冷酷的女人,他结结巴巴地、咧着嘴说:“我……我来……陪你。”女人脸色严肃地对视着涨红了脸、兴奋无比的汤姆,一言不发,躺到毯子上,不理会他。当他进一步关切地问太阳是否会晒伤她时,他仍在想象着“要是他跪下,轻拍她的肩,她的发,她会转身,把他揽入怀中”。可是,他遭到了女人严厉的训斥和拒绝,随后,“他喝得酩酊大醉,满心怨恨”。第二天,当他发现是灰沉沉的、不适宜日光浴的天气时,他不怀好意地想到:“好了,天有眼,可不是?天可真有眼”。一种被拒绝后的报复心态跃然于纸上。女主人公冷酷的态度成为打败三个男人的重要手段之一。 另外,莱辛通过对女主人公话语的描写进一步将这种冷酷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表面上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处于男权话语控制下,处于近乎失语的状态。在男权制社会文化背景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女权主义者把“声音”看成女性拥有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有了自己的声音,女性才能在男权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女性往往受到男权话语的控制而处于失语状态。小说全篇由3700余字组成,女主人公的话语只有30个字。女主人公地地道道地处于失语状态,但在莱辛看来,这种话语的缺失正是其冷酷的表现,体现了女主人公不屑用传统的、男权制社会中的话语与几个男人进行交流,而是用其独特的方式表达高傲的内心世界,体现自我话语主体;同时,小说用大篇文字对女主人公的裸露的身体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实际上,这正是莱辛的妙笔所在,这种巧妙的安排与埃莱娜・西苏所提出的新的女性写作方式“阴性书写”不谋而合。阴性书写遵循的“逻辑”与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同,男性的语言与身体之间是割裂的、分离的;而女性的语言是同她的身体密不可分的。⑧ 根据埃莱娜・西苏的观点,女性在“用自己的身体支持她言说中的‘逻辑’。她的身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⑨ 小说表面上描写了女人被欣赏的“他者”地位,实际上将三个男人的龌龊的内心世界及其近乎疯狂的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那个女人并不是不会说话,而是因为她的讲话方式不同于男性,尽管表面上她的话语不多,但这更鲜明地体现了她冷酷的态度,表明了她以独特的“言说”方式与骚扰她的男人们抗争,消解了男权制文化,强调女性身体书写是独特的话语抗争方式。 3.神秘的形象 对小说的女主人公,莱辛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天台上的女人一个具体的姓名。但是,莱辛对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却不然,连楼下借毯子给哈瑞他们用于遮蔽烈日的太太都给出了具体的名字――普特太太,并对其轻浮的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莱辛这样做是为了塑造一个神秘的、具有不可知性的女性形象。这种“另类”的女性形象背后隐藏着女权主义思想与传统观念的激烈碰撞与交锋。在小说中,莱辛不断营造神秘氛围,故意将天台上的女人神秘化,造成了她的身份自始至终处于模糊与不确定当中。她首次登场也是在似露非露之间,突然出现在三个男人五十码远的两个烟囱之间,而且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背影展现在男人们面前:“她脸向下,在一张咖啡色的毯子上。只看到了上半身:黑色头发,平实的背部通红,双臂摊开”。面对男人们的不断骚扰,她能够保持沉默,我行我素,一会儿看着书,一会儿抽着烟,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日光浴,完完全全颠覆了男性视角下的传统女性形象。 女主人公的神秘形象还体现在她出现在天台上时间的不确定方面。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制着三个男人,他们一到天台上工作就想要去窥视和骚扰这位神秘的女郎。但莱辛没有一直把女主人公置于男人的眼前,而是让其突然神秘的消失,使三个男人产生了失落感。随后,莱辛又让其身着白色晨衣如天使般突然降临到天台上,造成了若即若离的神秘感。天台上的女人在男性视角的关照下如迷雾般朦胧不清,其自我本性在被观看中也显得神秘莫测,其真实情感、行为动机以及内心想法等都难以捉摸。这样的女性形象在西方女权主义思想高涨时期势必成为早期妇女追求自我解放的典型代表,也彰显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精神气质和独立的人格意识。 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冷酷的态度、裸露的身体与其神秘的形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争取女性自由平等权利的独特而重要的手段。从侧面说明了女主人公对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执着,展现了新型女性形象。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一形象,莱辛在刻画人物时一直将场景设置在炎炎烈日之下的大厦顶端。天台上热浪袭人,“铅板热得他们要泼水去降温,可水一泼下去就冒气,��曜飨臁K�们开玩笑说,该向楼下哪个女人借个蛋来煮蛋吃。到了下午两点钟,他们做工的沟槽烫得手都碰不得……高温实在令人吃不消,他们都感到有点头晕,于是都脱下了外衣,三个人挤在烟囱下一尺见方的阴影下,尽量不让穿着厚袜和靴子的双脚暴晒在大太阳下。”而那个女人在此高温的天气下能够泰然自若,似乎整天都呆在天台上,暗示了女人对光明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太阳的温度也暗示着女性追求自身权利的火热之情,然而,男人们则恐惧太阳的炎热,暗示了他们对如火如荼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恐惧和怨恨,因而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对炎热的天气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也是莱辛的妙笔所在。莱辛还巧妙地通过三个男人的口吻将天台上的女人比做高黛娃夫人。高黛娃夫人是中世纪英国的一位贵族妇女,传说为使她丈夫减免考文垂的苛捐杂税,她赤身裸体骑马从街上走过,但不准百姓窥视。裁缝汤姆偷看了一眼,顿时遭到双目失明的报应。可见,那个女人裸露的身体和冷酷的态度是对男人们的震撼和警醒。小说的结尾也与此相呼应――终三个男人被彻底打败,一位独特的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三 作为生活在男权制社会文化统治下不断思索的女性作家,莱辛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将女性置于相对男性的“他者”位置,因而,女性话语一直处于相对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被压制的地位。而话语权利尤为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能否获得平等的文化地位和发展权利,而想争取平等的话语权,首先需要对抗、解构主流话语。莱辛在该小说文本的创作中采取颠覆性策略,以其独特的女性写作手法塑造出了一位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另类”女性形象,旨在解构父权制下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体系,颠覆、消解女性在该对立关系中所处的“客体”“他者”的地位,揭露了父权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统治与压抑,这也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深切关注和敏锐思考。■ ■ ① 转引自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②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③ 王晓路、肖庆华、潘纯琳:《局外人与局内人:V・S・奈保尔、多丽丝・莱辛与空间书写――诺贝尔文学奖与文学研究三人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52―158页。 ④ Lessing, Doris. “A Woman on a Roof” in The Harper Anthology Fiction. Ed. Sylvan Barne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1. P858―862. (下文中凡是未注明出处的小说中的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说明) ⑤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⑥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⑦ Cixous, Hélène.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Feminism: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s. Robyn R. Warhol & Diane Price Herndl. London: Macmillan, 1997, P345―361. ⑧ 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⑨ Cixous,Hélène.New French Feminisms.Eds. Elaine Marks, Isabelle de Courtivr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1. P.251.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国20世纪生态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 作 者:张 林,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生态文学。 编 辑:康 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主讲人简介:

官场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空间,也是一种敏感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聚焦点,也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交错乃至交锋的中心地带。官场小说,是以人们对官场人事为审美对象,以揭露、批判不良现象,反映官场另类生存为审美目的的一类创造的统称。千百年来,男性作为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历来是官场中的主角,在这个大舞台上他们尽情的展现他们的才华,挥洒他们的智慧。而和男性相对立的女性,她们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在身份上附属于男性。90年代以来,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为女性跻身官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跻身于官场的女性并非就是一帆风顺的,和男性相比,她们在官场的处境更为艰难,期望展现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往往事与愿违,被卷进权利的旋涡不能自拔。当代官场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相应的变化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由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向多面化、立体化方向转变,人物形象渐趋饱满,其中由于性别和体验的差异,男女作家笔下对官场女性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李玲,女,1965年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后。现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冰心研究会常务理事、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获江苏省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年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一、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叙事

  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代表论文:《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生命的超越性追求与女性日常人生》等。

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涉及作为读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女性的话语,即对男性文本的重新解读;第二种涉及作为作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女性话语,即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在近二十多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大多是侧重第二种类型,对第一种类型的关注相对薄弱一些。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并展现了繁荣景象,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刘醒龙的《痛失》、阎真的《沧浪之水》、田东照的《跑官》、《骗官》系列、铁戈的《非典型公仆》、杨川庆的《官道》、王晓方的《市长秘书》等优秀作品。“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由此构成了一种男性文本。另一方面在这些小说中,女性既作为人物实体被书写,更作为欲望化的符号被想象和利用,由此构成一种女性叙事。”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塑造多呈现出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女性的个性遭到泯灭,她们的声音被掩盖了,处于失语状态,身份上处于从属地位。作品对女性的塑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妻子型;情人型;干部型。

  内容简介:

首先,妻子型。该类女形象主要是贤妻良母型。如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妻子董柳,王跃文《国画》中朱怀镜的妻子陈香妹,田东照《买官》中的陈晓男的妻子纪兰等,她们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如受到高等的教育,行为举止优雅得体,有自己的事业,又有传统女性的温柔、贤淑、体贴、纯洁和朴实。她们年轻貌美,性格温柔娴雅,情感真挚,是真善美的代表,又富于牺牲精神,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得完美女性。俗语有云: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正是由于她们在背后默默支持和无私的奉献,才使得在风云变幻的宦海中打拼的男人有了精神支柱和心灵港湾,从而缓解了官场权力对男性挤压而产生的焦虑感。这种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价值取向,这些贤妻们是男性作家按照他们的文化想象和价值取向所塑造出来的,体现的还是父权制话语对女性的审美表达。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有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一个是圣母。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受到蛇的蛊惑之后,吃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又让人类的男性始祖亚当也吃下这智慧之果,使得人类最终被逐出伊甸园,并且世代背负原罪。这个故事中,女性是惹事生非的灾星。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她自身容易受到撒旦的蛊惑,容易走上邪恶之路;二是她对男性富有影响力,能够使得无辜的男人走入歧途。

其次,情人型。传统的父权文化系统中,作为符号的女性,往往归纳为天使与魔鬼或者圣女与荡妇两极。如果说贤妻型对男性而言是天使的话,那么在作家的笔下,情人在官员的官场生涯中往往扮演着魔鬼或荡妇的角色。这类女性同样具有倾城的美貌和诱人的气质和娇媚,她们的存在使男性的生活多了一层玫瑰色,但同时她们的存在犹如罂粟一样,盛开时是美丽夺目的,结果却往往是致命的。对男人而言,该类女性往往是堕落的渊源,是邪恶的,被看作是致命的和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的源泉,而男人则完全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如《反贪指南》中何娴之于许建国、《非常档案》中蒋丹青之于刘心之、《沧浪之水》中孟晓敏之于池大为、《国画》中梅玉琴之于朱怀镜、《羊的门》中谢丽娟之于呼国庆,呼国庆为了给谢丽娟一百万不得不挪用公款。尽管有的官员结局并非悲剧性的,但这些女性的存在对他们走向腐败堕落和迷失起了催化的作用。情人在当代官场中成了官员腐败的重要标志,官员因拥有权力而生活腐败,抵挡不住美色得诱惑而拥有了情人,但情人的拥有反过来又促进了官员的腐败。一般,沦为情人的女性在作家的笔下是欲望的化身、贪婪的象征,这类女性身上体现了权力递延,她们本身不掌握政治权力,但她们自身的美貌和胆识是可利用的资本,她们用自己的资本来诱惑和征服男性,利用男性的权力间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她们通常被看作是“红颜祸水”。对女性的欲望化和符号化书写中,表达了作为男性主体的迷失和焦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女性与泼妇淫妇型女性,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型女性、夏娃型女性比较相似。只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她们“贤”、“良”的时候所维护的男性准则、她们“泼”、“淫”的时候所挑战的男权原则,与西方文化中以男性为主体的宗教原则、理性原则有所不同。贤妻良母,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根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父权制原则的话,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在文学创作中丑化泼妇、淫妇,往往是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合理的生命追求。历史上最有名的淫妇莫过于《封神演义》中的妲己、《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妲己的罪过在于她的美貌。因为她太美了,纣王一见她就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讨好美人,纣王干下了许多荒唐事,终于亡国亡命。女人一美,在男权话语中就成为到处流淌的祸水,她的美貌被哪个男人所消费,她就祸及哪个男人。这里的内在逻辑是,男人不必为自己的欲望负责任、不必为自己的荒唐负责任。

再次,干部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也获得了进入权力场的资格。女性身影也渐渐出现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干部型又分为两类:一类正义型。她们多被塑造成正直善良、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坚决与黑暗势力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巾帼女英雄形象。如陆天明《大雪无痕》中的廖红宇,为了群众的利益,遭到报复身中数刀,仍然坚持上访。杨川庆的《官道》中的代县长吴莉莉,没有因为市委书记对自己的提拔就当上级的应声虫,坚决跟黑暗势力作斗争,女儿因此遭到绑架,但面对群众的利益受损的情况,她仍然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的监察院检察长叶子菁,面对以常务副省长为首的一群由各级领导干部组成的腐败分子团体,叶子菁顶住重重压力,步步坚守,将责任和使命时刻扛在肩头,最终将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律的刑场。另一类是贪官型。她们身居要职,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追逐名利的狂热之心,大肆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益。如张平的《抉择》中市长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她任市东城区监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拥有显赫的地位,还瞒着丈夫收取巨额贿赂;周梅森《绝对权力》中的女市长赵芬芳,为了追求权力,她牺牲了个人情感维持了名存实亡的婚姻,为了获取市委书记的绝对权力,从而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她打击诬陷上级领导,最后落得身败名裂。铁戈的《非典型公仆》中的蒙阳市委书记赵玉兰也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受双重失败的人物,身处官场,为了追逐权力忽视家庭,丈夫出轨,家庭破裂,得不到感情慰藉的她轻易的落入了秘书曾平设的婚外情圈套;事业上,由于她本身能力一般,又因是女性担任书记,遭到以李沛远为首的一群部下的联合抵制,权力被架空,她提出的政策无法实施下去。李沛远甚至在公共场合说她是“牝鸡司晨”。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她一败涂地。

  男性权威文化虽然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树为女性楷模,但这种被礼教规范塑造、压抑过的贤良女性,男性在感性层面上却觉得她们乏味无趣。中国文化中的贤妻良母型,并不像西方的天使型、圣母型女性那样具有童贞女的感性美。她们是朴素的“拙荆”、“贱内”,一般只会“挑灯夜补衣”,并不懂得“琵琶弦上说相思”的风情。

奔波于官场的女性遭遇着和男性相同的困境,不管是巾帼英雄还是贪欲十足的女干部,她们同样体验着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挤压和异化。“男女两性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接近不仅造成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接近,而且势必造成他们性格气质的接近”。《抉择》中对纪检委书记柏卫华的寥寥数语的概括,体现在她身上的是坚韧和刚强,看不出她身上的女性特征。这些游走于官场的女干部已经男性化和雄性化了,她们身上女性特有的柔性美被作家抽掉了。作家对干部女性的塑造注重的仍然是她们外在的行为,并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行挖掘,人物形象稍显浅薄,缺乏立体感。

  (全文)

二、女性视野中的女性书写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副教授,她是文学博士,大家欢迎。我们都知道文学是想象的艺术,那么作家笔下的人物呢,也是作家们艺术想象的产物,作家是如何塑造人物并如何安排人物命运的,直接反映着作家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造。那么男性作家如何想象女性,女性作家在男性的视角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命运,那么我们请李玲为我们演讲《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大家欢迎。

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官场小说可谓少而又少,即使有少数作品,也显示了粗糙化的倾向。范小青的《女同志》在文坛的出现,实现了对官场女性形象塑造的新的突破和超越。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完成了对体制之中的女性命运浮沉的穿透性的刻画,逼近人性的深处。女性不再是孤单的形象,她们以群体的姿态亮相,以主人公的姿态展示女性独有的智慧和风采。

  好,谢谢大家。西方文学传统之中的女性形象很丰富,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形,这个基本的原形呢,有的学者就把它归纳为《圣经》之中的夏娃和圣母。夏娃这个形象大家很熟悉了,她是在《圣经》之中,她一出场,在《创世纪》里边,她是听了蛇的诱惑,说上帝不许他们吃的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那个果子是可以吃的,然后女人就听了它的说法就吃了。吃了之后,又叫男人也吃,那这一吃呢,就犯下大错误,人类就犯了原罪。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原罪”观念,从这里来的。那么犯下这个原罪之后,人类就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人类永远是流浪的,那么回不到天国之中,而且还要受很多苦难,上帝要罚女人生孩子,要多么苦,男人要一辈子劳作。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什么呢?女人是容易受诱惑的,是吧?她先受到蛇的诱惑,听了一些不该听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第二个就是,她对男人有影响力,说这两点,其实也就作为一种原形,影响了男人,或者说是男性作家对某一类他们感到比较恐惧东西的一种归纳代表,就体现在这个形象之中。这种恐惧是什么恐惧呢,就是夏娃容易受诱惑这种恐惧,很可能是男性对人类自身的恐惧的一种投射。我们都很容易干一些不该干的事,可能是一些我们违反原则的,我们缺乏理性的东西、我们这种人性的弱点,投射在夏娃的形象上。

(一)权力场上的女性风景

  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第二个思路就是说,男人把过错归罪于女人,没有你我们就没事了,不就你叫我们去吃的吗?所以这个思路就是体现了男性作家对人类自身一种有破坏性的力量的恐惧,可这种恐惧归罪于女性,这种思维源远流长。我们在文学中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里面的男人其实本来还不错,都是因为一些坏女人的影响,他干了很多坏事。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之中,还是男人主宰世界的时候更多,可能是男人对世界的影响力实际上更大。但是他把坏东西归罪于女人,这个思路体现在这里。那么这种坏女人,恐怕在西方文学中就很多了,非常典型的像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还有呢,还有很多比如格林童话里边的那个皇后,皇后她就有自己的想法,那她又干坏事。西方文学传统一系列这样的女人,那么这一类女人也被人称为“妖妇”,她可能又巫术,她净干一些坏事,是妖妇,不合规矩。

作家范小青在《女同志》中以细腻温婉的笔触塑造了以万丽为首的一群女性形象,作品以万丽进入仕途及其升迁为线索展开,全方位的展示了官场中的女性的生存景观。万丽,伊豆豆,陈佳,余建芳,聂小妹,李秋等女性,作为女干部,她们有地位,手握权力,但她们仍然是女人,虽然挣扎于官场,但并没有因权力的销蚀而失掉女人爱美的天性,她们爱美,时刻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谈论对衣服色彩的搭配,她们心灵深处也有柔软的东西,同样渴望被异性关注和呵护,她们有她们的情感纠葛和喜怒哀乐。情感是她们生命中不可少的,如万丽和康季平、叶楚洲、孙国海的情感纠葛,可以说万丽某些方面取得成功得之于感情方面的支持。其他的女性诸如伊豆豆,余建芳,李秋等人都无法摆脱爱情对她们的诱惑,甚至有的为爱情放弃了对权力的争取,典型的就是余建芳,这个典型的官场女性在经营多年以后最后没有当上正县长,就是因为她在关键时刻没有挺住,跑到医院去看朱部长,朱部长临终,她扑到朱部长身上哭,谁也拉不起来,朱的老婆把当年的失去一起捅出来,致使余建芳的对手终于有机会战胜她。以余建芳多年在官场的经营和历练,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她以扑到在多年的柏拉图式的情人身上的“殉情”方式牺牲了政治,回归了本性,由“女同志”变回了女人。面对感情,她们流露出的是真性情,余建芳的行为是任何一个身处官场的男性不可能做到的,事到关头,男性往往会紧抓权力保全自己而放弃感情,也许这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别。

  那么另外一个原形就是圣母,圣母是女性美的典型。她长得很美,但是她的美是让人娱悦的一种美,不是让男人晕过去就受不了的那种美,让人心情很好。那么她有特别多的美德,而她的形象是童贞女和母亲形象的融合。这童贞女和母亲是男性世界最渴望的一种女性形象。她美貌、贤惠而且她是一种辅助性的角色。她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她是庇护嫉妒,这类女性形象。那么这类女性形象也形成了一个传统。男性作家在西方文学传统之中呢,比如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奥赛罗的夫人苔丝德梦娜,就是这类美貌又贤德、又温顺、又纯洁可爱的女性。那比如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吉提,还有《战争与和平》里边的娜塔莎,都是这一类好女人的形象。

(二)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但是呢,这类的好女人呢?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以后,也是西方作家里边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个女人好,好在哪里?好在她从不替自己考虑什么,她特别单纯,从来不质问男权秩序。男人说什么好,就什么好,她不质问这个秩序的。她只是维持这个秩序,而且对这个秩序起一种辅助性的、那种庇护性的功能。那么这一类女人又被人称为天使型的女人。她们特别单纯,但是特别可爱。因为单纯不会质问、因为单纯所以让男人没有压力。美国的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就说,这类女人其实她不是为了女人真实的生存的,她们是生活在死亡中。那么英国有个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沃尔夫夫人也说,她在谈妇女的创作问题的时候就说:女性她一旦不体会自己的话,她就没有创造力。那么这种天使型的女人就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女人。如果女作家要进行创作的话,就必须杀死家庭天使。女人不要做这种天使型的女人,这是西方传统中的我简单介绍一下。

《女同志》是一部官场女性的成长史、挣扎史。官场并不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对她们格外施恩,以万丽为代表的女人们和男性一样是在官场残酷的竞争中生存的,甚至她们的处境和奋斗的历程更为艰难,毕竟官场还是以男性为主体的舞台。她们同样要经受权力的异化,初入官场,万丽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才真正进入状态。为了进步,她投机钻营,出卖朋友,为别人使绊子,在这个过程中她内心也充满了不安和矛盾,在矛盾中体现了人性的挣扎,她常常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自私、冷酷、无情,心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所谓进步”,但现实环境逼的她没法回头,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权力的巨大力量,弱化了万丽身上的女性特征。她的好朋友伊豆豆指出了她的变化和陌生:“凶悍的女人,权力欲望太强的女人,脸整天拉着沉着,时间长了,五官都往下挂,你照照你自己,从前那个靓丽光明的万丽哪里去了?女人的美是由内向外的,一个权力欲太强的女人,即使给人看到的是她光彩照人的一面,但谁会相信这种假象?卸了妆以后自己再看看自己,内心的焦虑、欲望、不满足,贪得无厌就全暴露出来了。”随着职位的升迁,她尽管内心还有矛盾,但已经开始不自觉的变化,开始认同官场的规则。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设了一个开放的结局:万丽、聂小妹、陈佳三个势均力敌的女人竞选副市长,作者没有交代谁胜谁负,她们的官场之路将继续下去,这次她们不只较量品质,还要较量手段和心肠,这是一场无硝烟的厮杀,不管结局怎样,她们都将承受比普通女人更多的痛苦。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它简要地归纳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是贤妻良母型;一个类型是泼妇淫妇型;还有一类呢,是才女佳人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现当代的,传统社会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类型:贤妻良母。贤妻良母实际上呢,跟西方的天使型女性很像。但是有所差别的就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中的圣母是很美的,天使也是很美的。但是我们中国文化一般不要求贤妻良母有多美,越朴素越好,最好不要有太多的色相味,就比较朴素的,强调一种朴素美。但是她在辅助男性这点上是一样的,她起的是一种庇护性功能,她是儒家父权文化系统里面的、一种辅助性的这一类的女性。

《女同志》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把一群女人放到了前台,让她们作为主角,充分展示她们的演技,展示她们的光彩。作者不止是刻画她们的外表,书写她们身处的困境,更把笔触深入到她们的内心,细致的描绘出了宦海浮沉中权力对她们的挤压而导致的内心细微的变化,表达了她们尤其是万丽心灵的裂变过程。

  本来有的人就说,那女人强调女性的母亲功能不好吗?难道女性不做母亲,或者说做恶母亲才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女性的生命她其实有非常多面,就是做母亲是非常重要的一面,是很好的一面。但是人身上的任何一种东西,你如果把它放大到无限,压抑另外一面的话,这面本来是合理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反过来压抑你身上的其他因素。儒家文化只强调女性这样一种母亲的功能,贤妻的功能。那你女人一替自己想,可能就不合理了。在儒家系统里边,《礼记》里边就说是:“妇者,伏也”,是屈服于人的意思。那么儒家文化传统里面强调“三从四德”,所以它对女性会形成一种压抑。

三、无法突破的父权制樊篱

  那么第二类呢,是泼妇和淫妇。泼妇淫妇,中国传统女人泼,恐怕最坏的一点,就是妒,妒嫉男人要娶妾。比如说你又不能生孩子,那么你又要娶妾。中国古代关于这类的传说非常多。那么淫妇往往就是女人一美貌,就归为淫妇。我们历史上最有名的淫妇莫过于妲己、褒姒、杨玉环、潘金莲这样的一些形象。其实我们以妲己来看一看。妲己呢,她非常美貌,结果商纣王一看到她就管不住自己了,管不住自己就不理朝政。然后呢,就给国家闯了大祸。我们文化中怎么阐释她?文学中怎么阐释她呢?就是说商纣王其实原来还是挺好的,就是因为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这个女人是个狐狸精。她一美貌她就是一个狐狸精,她不过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中的一个,是君王要宠信她就可以宠信她,君王不宠信她她还能怎么着?什么也不能。其实这是男性无法把握自己的欲望,然后把欲望归罪于欲望的对象。是吧?女人被这男人消费了之后,就是被消费品的过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是很不平等的。我们看《红楼梦》里边王夫人就说,就不喜欢晴雯,不喜欢金钏儿。为什么?就是因为晴雯比较美貌,金钏儿是宝玉对她有兴趣,宝玉对她有兴趣吧,但是宝玉是没错的,有错的都是金钏儿。我们看《红楼梦》都知道不合理,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文化传统之中的、对淫妇泼妇的这种批评,我们的反思还是不够的。像《长恨歌》,我们都很感动,李隆基跟杨玉环的爱情天长地久。但实质上呢,在这个天长地久的爱情里边,首先前面说李隆基“从此君王不早朝”。我们说觉得是因为杨玉环的缘故。到关键时刻呢,“六军不发无奈何”,六军不发也是归罪于杨玉环的。所以皇帝只要把杨玉环杀了就能够平民心。公众的思路是这个,是吧?那明明是你们两个好,嫁祸于女人的话,李隆基也不出来承担任何责任,他只要最后出来凭吊一下。我们文化里边他还是正面形象,倒是杨玉环的形象是很模糊的,我们还是觉得她不怎么好,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

男性作家是以他们的文化想象来塑造女性,男性是诉说者,女性在文化想象中往往代表着无法言说的沉默和激情,女作家更多的是从婚姻、爱情、家庭的角度对官场女性自身的存在和生存的命运展开书写,表达她们的喜怒哀乐。尽管《女同志》的写作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女性形象,深入女性的内心深处进行挖掘,女性形象也较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饱满,更具立体感,但在文本的深层次上,官场小说的写作并没有溢出男权话语的樊篱,传统文化心理依然对作家审美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最不好的形象就是潘金莲了,潘金莲淫荡到了可怕的地步。我们文化中为什么会塑造潘金莲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恶女人和淫荡女人的形象呢?我觉得还是男性作家对自己欲望的一种恐惧投射到女人身上。所以这种有欲望的女人她特别可怕。那么在《金瓶梅》里边她是没有善终的,实际上《金瓶梅》里边所有放荡的女人都没有善终。那她的这种命运结局是作家的一种道德理念在这里起作用。就是有欲望的女人,尤其是自己要把握自己欲望的女人,我们文化就要给她判死刑。告诫现实生活中的女人,你们还是温顺一点的好,回去做贤妻良母的好。

西蒙娜·波芙娃指出:“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安生。”官场上的女性不管怎样的春风得意,她们仍然是处在男性权威的笼罩之下的,她们的背后站立的还是男性。如陈佳的进步离不开崔书记和“老人家”的提拔;伊豆豆后面有秦局长;余建芳的背后站着朱部长;万丽的进步和提升离不开向问、康季平和叶楚洲等男人的帮助,尤其是她的初恋情人康季平,这个着墨不多、曾带给万丽伤痛的男人每次在危急关头都及时出现帮助万丽,即使在癌症晚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康季平自己不能动,也要通过他的口述让自己的妻子给万丽发邮件帮万丽排忧解难,令万丽化险为夷,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关爱让万丽在变幻莫测得宦海中有了精神寄托,也使万丽日渐坚硬苍凉的心灵深处有了丝丝暖意,康季平这个理想人物的设置,使作品显示出了几分温馨,也把女性笼罩在了男性的充满温情的视域中了。

  但是,就是这种贤妻良母是男性认可的人物。但是从她们欲望层面来说,这类女人尽管道德评价非常高,但是在感性欲望上她们觉得没什么意思,是吧?她们太朴素了,没什么意思。而且这些女人总在家里打理家务事,精神也不能共鸣。那么泼妇淫妇是比较生动的人,但是又太可怕了。那么男性文化经过了长期的整合,又整合出了另一类女性形象,就是才女佳人。

  那么才女佳人呢,有一部书就说它的特点呢,这个佳人的特色是什么呢?“夫色期艳,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贞矣”。就是我们希望这种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就是色要很艳丽,她照样有美色的特征;然后“才期慧”,非常有才华,琴棋书画样样都行,能够跟才子共鸣。“情期幽”,她的情感是幽抑的,不要恶劣,一恶劣可能就变成潘金莲。我们男人把握不住她,就有可能被她把握过去,她比较幽抑。一个人在那边凄凄惨惨的,这样比较好。要有林黛玉的一点幽抑,但是千万不要有林黛玉的那种尖酸刻薄,一尖酸刻薄就受不了。还有一点呢,是“德其贞”,品德最好还要贞节一点,要不我们的道德理念又不行。那这个就是说,是男权文化用伦理道德和他的欲望相整合的、最恰当的一种完美的女人。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很多才女,有一些才女是出格的,比如说像李清照,她有相当出格的东西,比如她的性格中有刚烈的东西,她有表达女性的感情欲望这些独特的东西。但是有大批的才女实际上是用才子凝视的眼光来塑造自己的。

  前几年有一些人研究女性文学,像天津的杜芳琴女士,她研究清代的一个女作家叫贺双卿,她的一个文章题目就叫做《才子凝视下的才女写作》。然后呢,美国有个康正果先生他就写一篇文章叫做《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才女往往是在才子凝视之下写作的。那么她的作品,包括她整个人的形象,都是根据才子的需求来来塑造的。所以她实际上还是她虽然跟我们传统的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所反驳,但是他实际上还是根据才女需求塑造的。实际上这种想象在现当代文化之中也源远流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想象“秦淮八艳”的故事,往往也是按这种才女佳人的一种东西来想象的。想象上海往事,上海女人都是色相味俱全的,然后又都是最美的女人。但实际上往往这些东西它可能都遮蔽了一些生活中真实的现象。比如我们如果去看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就写董小宛的故事。你去认真发掘历史真相,你会发觉,每一个才女,她们做才女的话,都有很多痛苦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她们那么美好、她们是幸福的人,她们可能只给男人带来幸福,而她们自己把不幸掩在背后的。像董小宛,她27岁就死去,实际上她在家庭生活处处克制,所以冒辟疆说她是操劳而死的。像柳如是,在柳如是死之后,她后来也自杀,她生活中就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看这种痛苦的东西,因为痛苦的东西不符合这种艳美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男权文化传统之中,他的女性想象有非常多压抑女性的东西。实际上呢,任何生活中的人,或者文学中的具体形象展开的时候,它可能都要复杂得多,那么她可能是几种类型的拼凑。比如像《西厢记》里边的崔莺莺,还有《牡丹亭》里边的杜丽娘。像崔莺莺,她可能既是淫妇、又是佳人、又是贞女,往往贤妻良母都是贞女都是贞节的,这种形象的一种融合。她呢,是佳人,所以符合男性作家的感性欲望。她又是侯门小姐,琴棋书画当然也行,符合他的感性欲望。她最开始是主动暗示张生来找她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佳人都是“自荐枕席”的。那男作家为什么要想象她自荐枕席?不都渴望女人贞节吗?是因为才子往往性格都比较弱、性格比较弱,就要有能够淫崩的女人,来满足他的需要。但是一旦淫崩了之后,立刻就变为烈女了。一女不嫁二夫,要死要活的。肯定是忠贞不二的,然后又变成了贞女。所以像崔莺莺,无论她是淫还是贞,她其实都是根据张生的需要来安排的,是吧?为什么会淫和贞?都是的。在蒲松龄笔下的那些美丽的狐仙,无拘无束,跟我们传统中的贤妻良母不一样,有趣得多。但是这些狐仙来无影去无踪,她不会给男人造成任何麻烦的,是可以挥之即去的人。但是她又都能够自荐枕席,她的叛逆都只在于自荐枕席这点上。她从不质问书生,从不说你要替我负责任,从不说这样的话的。所以无论淫还是贞,都是根据文化需求,根据这种男性心理需求来设置的。所以一个文学形象比较丰富它可能是几种类型的融合。

  现当代的情况可能跟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从五四开始就讲人的解放,就批判封建文化的等级制度。那么在等级制度里边,鲁迅就说:男人分为几等,而在最低等的男人下边,还有比他更低等的人,就是女人。他说最低等的男人是“台”,台回家了还可以打他的妻子和骂他的妻子,所以呢,地位最低的是女人。所以现当代文化,五四的时候“人的发现”,最初的发现就发现了女人和儿童,都是和男人平等的人。那五四的作家就激烈地批判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东西。那时候我们的文化中就有男女平等的观念。所以,女性境遇应该有很大地改变。

  那么我把现当代文化之中的女性形象,现当代作家之中的女性形象,我把它归结为,主要归结为四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天使型女性;第二个类型是恶女型;第三个类型呢,是正面自主型。她是自主的,但是她是正面的。恶女人她是自主的,但她是反面的,有点不同,价值判断不同。还有第四个类型,是落后型。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四个类型的女性形象。

  那么天使型的女人就是好女人了。她的代表人物,我想巴金的小说,现当代把女性塑造得最美好的作家,我想就两个人:一个是巴金;还有一个就是曹禺。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往往有一种母性特征。这个母性的特点,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但是呢,她都特别美丽纯洁。所以很接近西方的那种圣母型、或者天使型的女性。但是呢,她也不完全一样,因为中国现代男作家,一般是在中国现代启蒙或者革命的框架里面来塑造这个女性形象的。那么他庇护的东西、辅佐的东西是什么,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先来看看巴金的《家》,我们来精度解析一下这个文本,大家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家》大家很熟悉了,是高家的事。高家里边有三代人:第一代老的是高老太爷;第二代是他的儿子了;第三代是最主要的,是这里面的主人公,有“觉”字辈的三兄弟。在巴金《家》这部小说里边,很多时候叙述的人的心理呀,跟谁特别接近?跟觉慧特别接近,他经常用觉慧的眼光看问题。那么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鸣凤这个形象。鸣凤非常地纯洁,十六七岁,对世事还都不懂,很温顺美好。那么鸣凤是因为要送去给冯乐山当姨太太,是祖父叫她要送去给冯乐山当姨太太,她只好跳湖自杀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想,就是说鸣凤可不可以不死呢?如果她不死有什么路可走?我想鸣凤如果不死的话,恐怕一条路就是反抗。是吧?我要坚持我的爱情,因为我跟觉慧好。我绝不能嫁给那个我不爱的老头,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婉儿的路,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总是活着,我还是嫁过去吧。那小说当然不可能怎么写。前面一条路是情的路,情是反抗的路,后面一条是婉儿的路。你让一个人物的道路跟其他人物相同,那小说就重复了。那如果这么写,作家是很蹩脚的,巴金不可能这么蹩脚。但是这个除了小说的结构功能上考虑他不能这么写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前面谈鸣凤要送出去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是婉儿和鸣凤两个人在房间里谈。谈的时候被觉慧给无意中听到了,觉慧无意中听到之后,他怎么反映?他不是说太可怕了,你要这样我要保护你,他不是的。他很激动地问鸣凤:如果人家真的把你送去的话,你怎么办?是你怎么办!不是我们怎么办!不是我怎么办!是吧?那么鸣凤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去的,要不我赌咒?”,觉慧说不要赌咒,我相信你。这时就好了,其实觉慧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他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女性的所有权。所以鸣凤在这个小说里面她必然要死,她死了能够成全觉慧去新生,作家非得让她死不可。没死的话,觉慧绝对不会恨父权制度多么不好,小说的功能里面必然要这么安排的。但是呢,作家认同,觉慧有一种自我中心意识,他只能让鸣凤去死。她去死的话,我们能够更好地控诉父权专制。这个作品里面的结构,女性的尸体她承担的是一种物证的作用,这个小说我觉得最美好的女性形象里面有一种男权的、男性中心意识在这里体现。

  那么曹禺的作品,像《北京人》里边的愫方;像四凤这些人,我觉得这些形象都是为了拯救男性而设置的。这些男作家塑造好女人会死是什么原因呢?会痛苦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男权制度。我们老一辈的那些父权制迫害她们,都不是我们同辈的男人迫害她们。可是你们看看同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可不一样了:丁玲为什么苦闷?还有呢,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白薇笔下的女性,苏青、沉樱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的精神痛苦,恐怕更多的都是来自于同一时代、同一辈的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些精神不能契合。这男作家文本和女作家文本一比较,就会发觉性别立场完全不同。

  我们再来看看恶女型女性形象。恶女型女性形象有很多了:比如像老舍小说里的虎妞,那是非常典型的。老舍还有一个小说叫“柳屯的”,还有老舍小说里边的胖菊子、大赤包都是恶女人。还有《围城》里边的那个苏文纨也不怎么好,孙柔嘉也不怎么好。还有曹禺戏剧里边的、《北京人》里边的曾思懿,还有路翎小说里边的金素痕。《围城》里边的方鸿渐不断地碰到很多女人:第一个女人是船上碰到的鲍小姐,同时在船上碰到的苏文纨,苏文纨早就是他的同学了。后来又碰到了唐晓夫,后来碰到了孙柔嘉。那么他最后是跟孙柔嘉结婚的,那么孙柔嘉我们对她,如果受作家的引导,我们一般的人都比较讨厌孙柔嘉。她是什么讨厌?一个很有心机,是吧?就跟她的面貌一样的,仿佛没化妆,其实谁知道化了多么精致的壮。其实这个人就特别有心机。还有一个婆婆妈妈,结婚了以后跟方鸿渐吵来吵去的,一点都不美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前面一半,就是她富有心机。富有心机主要体现在:她让方鸿渐嫁给她,方鸿渐被她给谋去了,是吧?孙小姐处处对方鸿渐很好、处处很天真,那么赵辛楣觉得她很造作。其实有多少是造作的成分呢?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孩,最后所谓能够暴露出来的东西也不过就一点,就是她早有爱情而没有暴露。其他方面我们并没有看出来孙柔嘉有什么会搞阴谋诡计的东西?她在学校里边也还是受人排挤的,她惟一一次就是告诉方鸿渐,有人告你的状。这一点可能不算特别光明磊落。但是作家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批评的,她毕竟是替方鸿渐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边,孙柔嘉真的是那么有阴谋诡计的吗?我觉得也不是。她惟一的就是隐藏了她的爱情,她为什么要隐藏爱情?作家根本就没有设身处地去替别人想一想。因为在那个文化传统之中,女人是无可奈何的。按道理女人跟男人应该是平等的,男人可以爱上女人,女人为什么不能爱男人?男人可以追求女人,女人也可以追求他呀!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总是把会追男人的女人,看作可怕的。像虎妞一样的女人,看作是猎手。穆时英的小说里说的,引诱男人的女人就是猎手。而我是不是一只羊,那不幸的羊,会不会落到她嘴里?都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因为在这种逻辑的压迫之下,孙柔嘉才不得不隐蔽自己的感情,隐蔽了自己的感情,但是又要让方鸿渐知道,或者至少让这个事情成,那么她就得想方设法地把主动的机会让给方鸿渐。那么这里面呢,她固然有她不够特别坦荡的一面,但是也有她的难处。我觉得整个小说对她的体谅特别少。关键还是钱钟书就看不惯这种有主动性的女人。所以我觉得,在关于这些恶女人的形象塑造之中,我们的文化之中,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现当代文化,它虽然以解放女性为使命,但是它常常还是容不得超越男权传统的女性,不能容忍女人,不像传统妇德要求的,传统妇德要求女人要敬顺屈从,女人最好是敬顺屈从一点,才能够成为天使,我们就会表扬你的,你死了就会祭奠你,是吧?

  那么第三类就是正面自主型女性。正面自主型女性的话,现当代文学之中,也有很多非常美好的、光彩照人,但是又有非常独立意志的女性。这比较典型的小说,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一个是李孑然的《死水蔚然》,里边有个邓妖姑,邓妖姐,前面她做姑娘的时候大家叫她邓妖姐。后来她出嫁了,变成了蔡大嫂,后来她改嫁了变成了顾三奶奶。这个女人非常美,她一切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男人只有仰视她的份儿。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许地山的《春桃》,是吧?春桃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男人商量说,我让你,你让我。春桃说我由不得你们让来让去的,我由我自己来安排,是吧?这是我按我自己的逻辑来的,我不是你们的所有物。中国现当代男作家,塑造像春桃这样的一些女性形象,我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颠覆。它塑造了、按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塑造她。而且男作家呢,不再是以一种批评的态度,这是对女性人格价值的一种尊重。那么中国女性的那种精力旺盛,个性强健的女性,也到现代才从过水转成了正面形象。男作家、应该说现代男作家是功不可抹的。但是也仍然有东西值得批评的。

  就是呢,或多或少我觉得他们常常也有一些男性中心意识。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些女人呢,他们所有的这些男作家,几乎绝大多数这些好女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美貌无比,极为美艳。那个拾破烂的春桃,也跟她拾破烂捡来的那个月份牌上的美女长得差不多,只要洗一洗就长得差不多。那个蔡大嫂,他说随便放在哪儿也是“盖面菜”,盖在面上面的那个菜,是最好的。那么茅盾笔下的那个好女人,美得就是让男人看了她们就心跳,而且感到压抑,只有仰视的份儿了。实际上隐含作者茅盾在沉醉在小说事件里的时候,他对这些女人都是感到晕眩的。实际上茅盾的作品里面看女人常常都是《子夜》里边吴老太爷看女人的那种眼光,大家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吴老太爷看女人,都看到性感器官,然后看到性感器官就头晕。茅盾的作品始终都是这样,大家去细细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你看巴金是看到女人纯美的一面、纯洁的一面,茅盾是感觉到性感的一面。其实我们在想,作家塑造一类人物形象、塑造女性形象,肯定都是两种立场的叠加:一种立场就是说,我如何理解女人的立场;还有一个呢,这个女人的形象之中,也可能投注了我的逻辑、自我的需求。这些好女人个性强硬,其实往往也是作家对自我人格的一种渴望,投注在她身上。

  在我们现当代文学里边,男人落后是为什么落后?往往是跟不上先进思想就落后,对吧?女人落后是什么?有时候是跟不上先进思想,但更多的时候是落后于男人。我觉得这个逻辑就不对,比如像《伤逝》这个是一部经典作品。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子君为什么会死?因为社会太残酷了,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她自己不觉悟呗,是吧?她虽然是新女性,结婚了又跟传统女性一样的,只懂得做饭,什么书也不读了,什么道理也不懂了,所以她当然只好死。这个是涓生在忏悔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一点的。那么近几年的研究就有人提出批评,说涓生也有责任,叙述者也没有凭良心说话。那么我来简单地分析两句,这里边的格言,这里边批评涓生在反思的时候,用于批评子君的格言,或者替自己摆脱的一句格言:一句就是“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有,“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爱情必须更新、生长、创造。子君你呢,回到家只懂得炒菜做饭了,你走入了旧的途径,没有更新创造了,是吧?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们现在没饭吃了,子君还只懂得家里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所以我们只好分手了。这两句话一直是当作格言看待的,也当作我们批评子君的一个道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文本里面,这两句话是很没有道理的。爱情必须更新、生长、创造,按涓生说的子君没有更新、生长、创造。但我们凭良心想一想,结婚了,转入日常生活了,难道婚姻生活不要日常生活了?子君你还要继续学习是对的,涓生你要不要整合进日常生活观念?是不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小说文本前后来看,我们知道子君是没有工作条件的,他们也没有钱去请保姆,子君她沉入日常生活,到底是无可奈何,还是自觉的呢?文本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倒是涓生拒绝认可日常生活,是他自己的思想问题。这句话呀应该指责涓生反思反思自我。但是文本里边变成了对女人落后的一种批评,女人总是跟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所以女人落后。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那么我现在没钱了,没钱了的话,我一个人生活着是容易的,这是涓生说的话,那么子君你就回去吧!让我一个人去生活吧!这合理吗?明知道子君回去了就没路可走了,她只有死路一条,涓生说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那么我为了生活考虑,你就必须回去。这句话呀,仿佛是一个真理。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娜拉走后怎么办》,告诉女人你必须要有经济权你才能独立。那个时候是替女人考虑的,同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替涓生辩护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男性霸权意识。所以女人落后经常是男性对女性的逻辑缺少理解,对日常生活逻辑缺少理解。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的四种类型的女性,最主要的这四种类型:天使型;恶女型;正面自主型;还有落后型女性。这样的一种形象描述和评价之中,都包含着男性中心意识。好,谢谢。

  我感觉今天是女性解放的日子。听了李玲的演讲,作为一名男性我都有些羞愧了,好在我像李玲一样,也是女性主义者。希望男作家们多听,是不是不会写女性了?那倒不是,就是怎么样去写女性。用李玲的话来说,关键是要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最后让我们感谢李玲带给我们的演讲。好,我要谢谢大家。(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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