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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回想,好粤语的模范第七讲4166金沙手机官网

来源:http://www.best-sclae.com 作者:手机版美高梅网站 时间:2019-11-04 11:41

《好中文的样子》第七课:和合本与白话文

我们已经上了六课,内容越来越清晰了。我心中的画面,也逐渐完整起来。 从第七课开始,我们将进入实际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我们将触动本次写作不 能回避的部分:如何写出好中文?

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圣经》的修订工作。……这项工作花费了我大量 的心 血,不过这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摘自1896年6月13日狄考文博士写给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执行秘 书布朗 的信

1877 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这是一次成功大会。那 次大会决定于1890 年5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圣 经》的中文翻译修订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传教士们把文言文称为文理,文理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常高深莫测的学 问。

中国的学生也因此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背诵这些古文,其目的不仅可以让 他们懂得圣贤的古训,也是能让他 们创造出自己的文风。古汉语很生涩,言简 意骸,以至于电报与之相比都略显 冗长。

虽然古汉语的很多汉字与官话书面形式的写法是一样的,但其意思甚至经 常连发音都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听不懂朗读出来的古文 的。你给一个小学生播放《资治通鉴》,他肯定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给他放“Q 妈讲故事”,他就能听懂。

巡抚和地方官,必须精通各地方言。把各种不同的方言混合在 一起组成的 混合语统称为官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称之为官话的原因了。 从扬子江到 东北的满洲似尽管发音不尽相同,但把日常口语写成书面形式 是能让人理解 的。换言之,虽然存在方言和发音的差异,官话是3亿中国人使 用的官方语言。

在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之前漫长的时间里,有人也做过《圣经》 的翻译工 作。有些人译了全部,有些人则只译了部分,这些译本也或多或少投入了使 用,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传教士们都深深明白,现有的版本没有一部是令 人满意的。他们都期望一个更好的版本诞生。

狄考文参加了这次回忆,他后来写给美国圣经会的信中说:

在会议结束回家的途中,我的头脑中一直浮现着目前的艰难情形;一 个 想法也随即而生: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翻译和修订《圣经》的全 部工 作。当我回到房间坐下来后的几分钟之内,在没有与任何人商议的情 况下,写 出了此方案,后来没有经过什么改动便被采纳。这似乎是一个对 任何一方都有 利的方案。在大会的第二天便任命了两个规模很大的代表 委员会,一个负责官 话译本,另一个负责文理译本。我兼职两个委员会的 代表。每个委员会都开了 几次会,代表们自由、全面地讨论了会议主题的 各个方面。很明显代表们一致 倾向一种浅文理译本。与已完成的工作相 比,未来的工作难度有所降低,在此 译本上代表们初次达成了一致。而官 话译本工作面临的难度要大得多。

4166金沙手机官网,这个方案计划把一部圣经翻译成三个版本,即:

  1. 深文理
  2. 浅文理
  3. 官话

这三个新译本译者的选定工作分别由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狄考 文负责官 话和合译本的工作并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大家都不看好官话版的圣经,因为觉得这个没文化, 不吸引人,很多传教士还要求,不要在将来署名的时候,列上自己的名字。

1891年11月,所有参加修订的工作人员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次年1月份, 狄考文在信中写道: 由大会发起的《圣经》的中文译本的工作方案已被三个执行委员会通 过, 现已正式进入了组织安排的阶段。推行方案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对于能否成 功地完成翻译工作我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作为一名《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者,我负责修订官话译本的一部分; 这有悖于我个人的意 愿,不是由于我不愿意参与这项工作,而是这项工作必定 会打乱我许多工作……

最先确定的是负责《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成员,包括 白汉理(Henry Blodgett),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海格思(J. R. Hykes), 托马 斯· 布拉姆菲特(Thomas Bramfitt)、倪维思和狄考文。

几年后,由于人员的逝世、调动或其他原因,与最初有了很大的变动, 只 有富善博士和狄考文博士从工作开始一直坚持到《圣经·新约全书》官话和 合 译本修订本(New Testament revision)初稿的完成。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牧师 在1900年加入委员会之后也参加到翻译的工作中,并为之工作了很长时间。

狄考文博士在修订工作中得到了两位中国基督教徒的帮助,他们为此做了 大量 的工作,其价值绝不是此处简短的叙述能够说清楚的。另外的外国传教士 们,也得到了中国助手的帮助。但是很多中国助手的名字,并没有留下来。

富善记录了这些中国助理们的工作:

狄考文在负责《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工作中得到了两位优秀教师 的 帮助。

笫一位是邹立文(Tsou Li Wen)先生,他已被委任为牧师,为了专 心从事 修订工作离开了他的教区。邹先生在狄考文博士的大学里接受了 神学教育,受 到倪维思、狄考文等博士的影响。他拥有美丽的心灵、敏锐的头脑、极强的语 言能力及坚持不懈的精神。在一天工作八个小时甚至更长 时间后,他还经常为 了寻找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原意的词或句子而独自 加班到深夜。

在最后审稿之前,他和我刚刚过世的老师张洗心(Chang Hsi Hsin)在原本 应该休息的时间,认真检查翻译过的稿件,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在他与家庭 分开的这段很长的时间里,邹先生不知疲惫地工作着;正如其他每一位委员会 的成员一样,他热爱《圣经》的修订工作,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唉!不幸的是,在长时间过度劳累后,邹先生的身体很快垮掉了。我是多 么想再见到他那生龙活虎的样子和神采奕奕的面庞啊! 这张照片其中就有为圣经翻译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可以看到第一张的最 左边和第二张的最右边有个老外,他叫鲍康宁,穿着旗袍,可以感觉到从穿衣 打扮已经很中国化了。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些传教士,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三部和合本 《圣经》,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白话文的《圣经》。更为重要的 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共同创作的办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合技”。

1891年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大会后,经过组织安排,进一 步 做了分工,每位成员负责《圣经·新约全书》的一部分,然后按照以下方案 进行 下一步工作:每位成员首先认真修订或翻译他所负责的那部分,之后把翻 译好 的文稿发给其他人校阅,接着再把他们的修改意见分栏写在对应文稿的旁 边。 接下来,最初的那位译者在采纳了其他人的意见后,开始准备递交给委员 会最 后定稿。

我个人对这种和合技操作的过程,非常感兴趣的。也查阅了大量资料,也 查阅了书上的原始档案,最后的发现非常令人惊奇。这是我为什么克服了自己 的障碍,用语音和大家交流的原因。有些好消息,大家亲耳听到,才会意识到 它的振奋人心。 在这里我要感谢@Zoom◌ོQuiet~057 大妈, @叶猛犸-089 以及他们所在的

G56小组,他们两次和合作业,S0305, S0605,让我目睹了现代版的和合技。然 后,你们知道吗?居然跟传教士们的方法惊人地一致!!!!!!!!

这是G56组和合的工作页面,他们工作的环境叫Github,不要问我什么叫 Github,我也说不清楚。那么多海外网站全都屏蔽了,唯独这个不屏蔽,知道 为什么吗?

我再一个问题,文革时期闭关锁国,唯独塑料进口不受限制,大家知道为 什么吗?因为要印刷毛主席语录啊,一个牛网站的最高境界,就是鬼见愁。

再大家看一张历史文物。 TheUnionVersion

和合技(全称:和合本创作技巧,简称TUV,也是德国技术监督协会及认证 的简称,以示这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和合技是百年前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和合本《圣经》的过程中积累总结出的 一套流程。 我们发现它与Github上的工作原理,惊人地吻合。 和合本圣经翻译过程Demo Updated 8 hours ago 用Github的方式,还原百年前传教士狄考文所使用的和合本翻译方法。

文字描述:

内部版本alpha版

一页纸,分成七栏。 右起第一栏,主译者的译文v0.01,一行一字。 空出六栏 空出的六栏中,前四栏,是合作者的修改意见。 第五栏是主译者根据意见修改的译文 v0.1 第六栏是委员会决定的内部定稿 alpha

让我们走放大看细节 大家看上面写着五个姓,右边空着两栏,有趣的是,如果是中国人自己和 合的话,肯定会空左边的栏目,但是老外习惯了从左向右书写。 中间的谢,是谢为楼,当时老外都喜欢取中国名字,他是主译者。这段经 文是新约的《约翰一书》5:10 他的翻译被皮,罗修改了。

大家可以看到,上主,改成了,上帝。

借助新科技,在@Zoom◌ོQuiet~057 的指导下,我模拟了这个过程。使用 Github 上的 project

这里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开头。 假如传教士们活到今天,他们就不会用那么艰苦的方法去和合了。狄考文只 需要甩出一个网址。

https://github.com/shipian/TheUnionVersion/projects/1

Github 有多种用法,发挥你的创意,选择最适合你的。

当时大家是怎么讨论的呢?

看看当时中国助理的记录:

各抒所見,互資考證。時而令樂可就,時而爭執紛紜,時而 拍案大叫, 負氣四散;少焉含笑以歸,從頭商量。每定一 稿,恆滔滔雄辯,數日不決;終 以西敎士為主體,但求原文 〔希臘文〕之苟同,難計文字之工拙。如此者歴五 年之久, 余未甯一日或離也。書既成,印行海內(即今之官話和合 本),設港 參丰,佘實未攝泠心焉。

狄考文的记录是:

没有一节经文不引起激烈的争论。

让我们看看西方传教士记录的争论场景。

我們準備決定使徒行傳的經文。它在英語中看來是那麼的简单!可是,差不 多每一篩經文都意味着一場戰鬥。要用我們 五種不同的發音腔調去使彼此了解 是不容易的,但我們全都 懂英語。讀了一篩經文,然後開始爭論,有時會出現 下述的 場面:

  • 「這種文體太過粒俗了,就像街頭的苦力所使用的。」
  • 「可是 我們想要的卻是一種甚至連苦力也會明白的文體。我們的聖經的 問題,就在菸它們是為了受過教育的人翻譯的,而不是 為了一般大眾· 」

-「這句詞紐在我們的地區中是完全不可 能的;它對我們是一句文言的説 法,不可能被人明白。」

+「可是那不是希臘文的意思。我們是在翻譯聖經的原文,並 且我們的責任 是要使意思正碓,以及不要有一句意譯。」

-「但我堅持這個片語賦予了正碓的意義。我們不是要在這裏 永遠以相同 的漢字去翻諜相同的希臘文詞彙。我認為假如路 加〔使徒行傳的作者〕是以中 文撰寫的,那麼他會使用這個 片語。」

+「我肯定他永遠不會這樣寫。我希望委員會的成員 小心謹慎地留意希臘文 詞彙是甚麼意思。它決不會有我們所 要賦子的意義。」

-「假如我們是在撰寫文言體裁,那碓是做得不錯t.'可 是我們是在翻譯一 部官話聖經譯本,弟兄們,讓每一個人在 講道時唸出就能夠明白。」

+「是的,我們是在翻弄一部官話 謀本,但是我們必須弄成一種簡潔清新的 文體,否則我們的譯本將會受到嘲笑。」

  • 「我想在這裏说,倘若我早知道我們是要翻弄聖經成為文言體裁的話, 我就斷不會容許我的名字列在委員會上。我有非常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我,是 我在這 一刻應該去做的。」

+「諸位弟兄,我懇請你們说中文吧。我 們操着英語辯論,而這裏卻有五名 本地的弟兄坐着,完全聽 不懂我們在訊些甚麼,他們可以整助我們找出適當的 譯法, 只要我們是在说中文。」

关于《圣经·新约全书》初定修订本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持续了五个多月, 这次会议的工作也花费了比以往任何会议更多的精力。在这次会议召开之际 距 离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只有一年的时间。会议过后成员们对修订本展 开了 评议,所有的意见都一一讨论后,修订本终于最后定稿。狄文爱德生动地描述了 一个场景:

已为富善一家安排好乘坐轮船返回北方。行李已经搬下楼,全家人都 站 在楼上的走廊中,穿戴完毕,富善博士的衣帽也已准备好,就等着他从会 议室 出来。黄包车夫等在外面,随时准备拉着行李出发。但却一直没有听 见他回来 的脚步声!最后马上临近开船的时间了,富善夫人说:"我必须去 催催他们了。” 于是她快步下楼走向大厅,在会议室门外听了一会。回来时 手指放在嘴唇上低 声说:“这些可爱的人正在那儿祈祷呢。”我们的心也默 默地开始祈祷,眼里 充满了感慨的泪水。虽然每天清晨都伴随着祈祷开 始,但今天的祈祷意味着他 们多年来辛苦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们要在圣 坛(altar) <D 前献上所完成的伟 大的作品。

富善夫人说:"我必须去 催催他们了。”于是她快步下楼走向大厅,在会 议室门外听了一会。回来时 手指放在嘴唇上低声说:“这些可爱的人正在那儿 祈祷呢。”我们的心也默 默地开始祈祷,眼里充满了感慨的泪水。虽然每天清 晨都伴随着祈祷开 始,但今天的祈祷意味着他们多年来辛苦工作的结束,意味 着他们要在圣 坛前献上所完成的伟大的作品。

狄考文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真诚地说:

要注意到我们仍然还有完善修订本的余地,还可以减少很多缺陷。我 个 人觉得还有相当多令人不太满意并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要特别指出的 是那些生 硬直译的篇幅以及使用外国习语从而破坏了整体风格之处。同 时也需要注意到, 很多在最初看来很奇怪和不能达意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在 后来看起来使用得非常 好甚至很巧妙。每一个翻译作品都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得到认可。我坚信,我 们的修订本将会深深吸引中国教堂里无数的信徒们。

在致力于这项伟大事业的漫长岁月中,狄考文博士学到了很多关于《圣 经》 翻译方面的宝贵知识。他后来称其为一种艺术,需要特殊的训练和经验才 能掌 握。在他去世那一年11月份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题目 为 《(圣经)官话翻译之心得》。

这篇文章让我差不多热泪盈眶,

英国人曾经出重金给严复,请他翻译《马可福音》,严复拿了钱,翻译了4 章,然后撂挑子不干了。 严复的翻译好不好,文采,用中国传统文人的标准看,自然是好的。

但是严复动不动使性子,觉得“马太效应”(有的多给,没有的翻取走)不符

合儒家思想,就故意不翻译了。

《圣经》中很多道德和精神上的观点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存在过,所以

汉 语中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或短语来表达。正如西方的科学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时需要先发明一个词语一样,《圣经》的译者们也必须适度采用一些词汇来表

达 其思想。

翻译非圣经意外的著作的是表达原文的意境,常常有很大的发挥自由度。但由

于《圣经》的特殊性 质,表达思想的准确性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上。

狄考文在这篇文章中说:

《圣经》不需要经翻译人员之手加以修改。中国的教会也有权利得到 一本严格

忠实原意、翻译准确的《圣经》译本。这是他们对我们翻译人员提 出的要求。

他们不想去了解如果《圣经》的作者是中国人会说些什么,而想 了解《圣经》

原本说了些什么。这是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在把外国书籍译成 汉语时所采取的翻

译方法,很显然也是当时翻译的精神所在。

狄考文文章最后说:

如果我们不按照原意翻译《圣经》,中国人就会指责我们,用不了多久,他们

就会自已进行翻译了。

总之,有必要指出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翻译得令人满意。

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语言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视野从某方面来说 都是片

面的。这是我们日复一日学习所得到的教训,并且现在依然在学习 中。如果有

人想要知道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局限性,那么就让他加入到《圣经》翻译委员会

里面来吧。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狄考文去世,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召到了天上。

自从马礼逊(Morrison) 翻译的笫一个《圣经》译本以来,在中国任何 其他的

文学作品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困难。所译的《圣经》语言上要尽量 接近原文的 意思,还要做到浅显易懂,普通百姓在教堂或家中聆听它的时 候都可以明白其

内容,又要措辞简洁;要完成此项工作的委员会的成员是 从天南地北各个地区

挑选出来的——从东北地区的北平到西南地区的贵 州一一这就足可以使每个人

感到惊叹。在最初合作的几年里,这项工作几乎让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感到绝

望。他们努力做到相互理解之后再齐心协力 妇乍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有时

彼此之间发火的场景着实令人可笑。

狄考文去世的时候,旧约圣经的翻译还没有完成,他写到: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是一项最费 力、最艰苦的工作,至今还未结

束。《圣经· 新约全书》已几近完成,但谁又 能保证《圣经· 旧约全书》能

够完成呢?我的愿望就是把它完成。为 2 亿 8000 万人准备好一个成熟的、被

认可的《圣经》译本是在中国为上帝的荣耀而做的事情。

100 年过去了,狄考文、富善这些传教士的遗愿实现了,在全球信奉基督教

(新教)的华人的心目中,还没有任何圣经的译本能够取代超越《和合本》。

尽管 1960 年代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那么多的圣经新一本,没有一本能够代替

和合本的地位。

和合本,成了正统圣经的代名词,也成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当初那么不被看好的官话版和合译本,如今成了汉语世界无法取代的圣经版

本,其地位甚至可以与 KJV 和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相媲美。

这说明:

  1. 白话文伟大。

  2. 传教士伟大。

  3. 和合技伟大。

翻译官话和合译本的传教士及中国助手们

近代基督教新教方面汉译《圣经》版本颇多,但从语言、风格和传播上看却是脉络分明,下面择其影响较大者分为三个系统以作解释。

第七课 《圣经》和合本与白话文

1877 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这是一次成功大会。那次大会决定于1890 年5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圣经》的中文翻译修订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传教士们把文言文称为文理,文理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非常高深莫测的学问。

中国的学生也因此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背诵这些古文,其目的不仅可以让他们懂得圣贤的古训,也是能让他 们创造出自己的文风。古汉语很生涩,言简意骸,以至于电报与之相比都略显 冗长。

虽然古汉语的很多汉字与官话书面形式的写法是一样的,但其意思甚至经常连发音都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听不懂朗读出来的古文的。

你给一个小学生播放《资治通鉴》,他肯定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给他放“Q妈讲故事”,他就能听懂。

在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之前漫长的时间里,有人也做过《圣经》 的翻译工作。有些人译了全部,有些人则只译了部分,这些译本也或多或少投入了使用,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传教士们都深深明白,现有的版本没有一部是令人满意的。他们都期望一个更好的版本诞生。

按照传教士打回的新方案,计划把一部圣经翻译成三个版本,即:

  1. 深文理
  2. 浅文理
  3. 官话

这三个新译本译者的选定工作分别由三个执行委员会负责。狄考 文负责官话和合译本的工作并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大家都不看好官话版的圣经,因为觉得这个没文化,不吸引人,很多传教士还要求,不要在将来署名的时候,列上自己的名字。

最先确定的是负责《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成员,包括 白汉理(Henry Blodgett),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海格思(J. R. Hykes), 托马斯· 布拉姆菲特(Thomas Bramfitt)、倪维思和狄考文。

几年后,由于人员的逝世、调动或其他原因,与最初有了很大的变动, 只有富善博士和狄考文博士从工作开始一直坚持到《圣经·新约全书》官话和 合译本修订本(New Testament revision)初稿的完成。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牧师 在1900年加入委员会之后也参加到翻译的工作中,并为之工作了很长时间。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些传教士,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留下了三部和合本《圣经》,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套共同创作的办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合技”。

1891年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大会后,经过组织安排,进一步 做了分工,每位成员负责《圣经·新约全书》的一部分,然后按照以下方案进行 下一步工作:每位成员首先认真修订或翻译他所负责的那部分,之后把翻译好 的文稿发给其他人校阅,接着再把他们的修改意见分栏写在对应文稿的旁边。 接下来,最初的那位译者在采纳了其他人的意见后,开始准备递交给委员会最 后定稿。

当时大家是怎么讨论的呢?

看看当时中国助理的记录:

各抒所見,互資考證。時而令樂可就,時而爭執紛紜,時而 拍案大叫,負氣四散;少焉含笑以歸,從頭商量。每定一 稿,恆滔滔雄辯,數日不決;終以西敎士為主體,但求原文 〔希臘文〕之苟同,難計文字之工拙。如此者歴五年之久, 余未甯一日或離也。書既成,印行海內(即今之官話和合 本)

关于《圣经·新约全书》初定修订本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持续了五个多月, 这次会议的工作也花费了比以往任何会议更多的精力。在这次会议召开之际 距离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只有一年的时间。会议过后成员们对修订本展 开了评议,所有的意见都一一讨论后,修订本终于最后定稿。狄文爱德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场景:

已为富善一家安排好乘坐轮船返回北方。行李已经搬下楼,全家人都 站在楼上的走廊中,穿戴完毕,富善博士的衣帽也已准备好,就等着他从会 议室出来。黄包车夫等在外面,随时准备拉着行李出发。但却一直没有听 见他回来的脚步声!最后马上临近开船的时间了,富善夫人说:"我必须去 催催他们了。”于是她快步下楼走向大厅,在会议室门外听了一会。回来时 手指放在嘴唇上低声说:“这些可爱的人正在那儿祈祷呢。”我们的心也默 默地开始祈祷,眼里充满了感慨的泪水。虽然每天清晨都伴随着祈祷开 始,但今天的祈祷意味着他们多年来辛苦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们要在圣 坛前献上所完成的伟大的作品。

自从马礼逊(Morrison) 翻译的笫一个《圣经》译本以来,在中国任何 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没有经历过如此的困难。所译的《圣经》语言上要尽量 接近原文的意思,还要做到浅显易懂,普通百姓在教堂或家中聆听它的时 候都可以明白其内容,又要措辞简洁;要完成此项工作的委员会的成员是 从天南地北各个地区挑选出来的——从东北地区的北平到西南地区的贵 州一一这就足可以使每个人感到惊叹。在最初合作的几年里,这项工作几乎让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感到绝望。他们努力做到相互理解之后再齐心协力 妇乍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有时彼此之间发火的场景着实令人可笑。

正如叶猛犸同志所说:

和合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群人联合完成一件作品。它能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消除自己的偏见,并持续刻意练习,以精进技能。

100年过去了,狄考文、富善这些传教士的遗愿实现了,在全球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华人的心目中,还没有任何圣经的译本能够取代超越《和合本》。

尽管1960年代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那么多的圣经新一本,没有一本能够代替和合本的地位。

和合本,成了正统圣经的代名词,也成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当初那么不被看好的官话版和合译本,如今成了汉语世界无法取代的圣经版本,其地位甚至可以与KJV和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相媲美。

这除了证明《圣经》独一无二的力量之外,还说明:

  1. 白话文伟大。

  2. 传教士伟大。

  3. 和合技伟大。

  4. 中国助手也伟大。


关于转载问题:请统一联系我的经纪人南方有路。
想与我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请点击《好中文的样子》写作私密群。

唐代景教已有其汉译《圣经》,名为《景经》,可惜失传无证。明清之际来华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也有一些《圣经》单卷的汉译。在众多的天主教传教士中,耶稣会传教士贺清泰在清初用北方口语翻译了一部《古新圣经》。这是最早的一部接近于全本的汉译《圣经》。在贺清泰之后,巴黎外方传教士白日陞和徐若望合译了部分《圣经》,世称“巴设译本”,内容包括四福音书、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并非全本翻译。这个译本所用语言较为晦涩,其行文也甚为支离破碎。

近代基督教新教方面汉译《圣经》版本颇多,但从语言、风格和传播上看却是脉络分明,下面择其影响较大者分为三个系统以作解释。第一个是“马礼逊—米怜”系统,从马礼逊、米怜早期的初译,到麦都思、马儒翰等人的重新修订以及郭实腊的修订都包括在内。这一个系统中的译者以马礼逊、麦都思、郭实腊等人为代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早期传教士汉译的《圣经》,都可以笼统地归入“马礼逊—米怜”系统。基督教新教早期传教士来华时,遭遇的是一个禁教排外的中国,传教士不准进入内地,华人既不能信教,也不得在商业往来之外接触外国人。由于禁教的客观原因,加之译经者及其助手的汉语水平不高并且坚持直译策略等,导致了马礼逊译本《圣经》的语言较为生硬,很难吸引一般的读书人。

“马礼逊—米怜”系统中的《圣经》汉译本,择用的语言介乎于文白之间,属于“浅文理”系统。所谓“文理”一词,是传教士译经时所创造的术语,并不等同于“文言”,而是指向作品的修辞风格。奥古斯丁在其《论天主教义》中曾总结了西塞罗的修辞法,论证了修辞的三体之说,即崇高文体、中间文体和低级文体。三者并无高低之别,重在功能有异及面对的对象不同。在传教士们看来,西方修辞学中的崇高文体对应的是中文的“深文理”,中间文体对应的是“浅文理”,低级文体对应的则是“俗语方言”。

1813年,马礼逊将《新约》全书译成,以《耶稣基利士督我主救者新遗诏书》为题出版。1817年,他将前一个版本作了一些修订,易题为《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再次出版。1819年,马礼逊、米怜和他们的助手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是新教传教士翻译的第一部全本汉译《圣经》。1823年,马礼逊将译成新旧约合并成《神天圣书》出版。马礼逊译本采取了不惜牺牲可读性、尽量靠近原文的原则,所以该译本的语言非常怪异。但这个译本为后来新译本的出现打下了一个基础,是后来译本的重要参考。

1837年,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马儒翰和他们的中国助手一起修订了马礼逊的译本,出版时定名为《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这个修订版在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沿海口岸和众多传教士间非常流行。1839年,郭实腊独立将这个译本的《新约》部分再次修订,题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出版,世称“郭实腊译本”。1850年后,新教传教士多已弃用以上两个版本。但是, 1853年,洪秀全却将郭实腊译本作了删订改写后再出版,这就是太平天国版《圣经》的由来(1860年又出版了一个钦定版)。太平天国版《圣经》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出版发行,并被诏定为科考必备的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极大。

近代汉译《圣经》第二个系统是“委办本”系统。1843—1854年间,欧美在华各个新教教派的传教士代表和他们的中国助手联袂合作,一起完成了《圣经》“委办本”的汉语翻译。该译本属于“深文理”系统,使用的是典雅的汉语文言,译者代表有麦都思、裨治文、慕维廉、合信、施敦力、王韬等人。这个译本代表了最大多数的传教士群体,而且赢得了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的推崇,在19世纪的印刷量最多。当时与洋教士打交道的大多是儒生知识分子,传教士选择文言而不是白话来翻译《圣经》,目的在于劝服那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儒生,使他们相信《圣经》一书不仅是宗教之书,而且在文学方面也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曾遇到译名之争,即不同派别传教士中对最高神在汉语中的对应词,有着不同的理解。英国代表主张用“上帝”,而美国代表主张用“神”来指称最高的神祇。争论中,相关教士陆续退出,不欢而散,英美两派也随即分道扬镳。尽管《圣经》最终还是印了出来,但书中将最高神祇之名留了空白,任由不同派别的传教士自填适合的译名。

虽然“委办本”《圣经》被认为是最具文学色彩的汉译本,但也引来了一些批评。有的传教士指出,该译本儒学色彩浓厚,“导致了缺乏神灵修养之读者惑于文章之韵律,而有误耶稣为孔子之虞”。这一切都因为“委办本”译本有一个著名的译助——王韬。王韬本人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其儒学修为也不低,又是一名秘密地受过洗的基督徒,故而这个译本的文学水平较高,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儒耶冲突和融合的痕迹。

第三个系统是较笼统的区分,自19世纪60年代后至1919年和合本出现前,不同教派的传教士进行过许多方言俗语译本的尝试,语言特色是逐渐从浅文理译本向官话译本过渡,故而可称为“方言白话”系统。这个系统中的译者较多,而且出于不同派别,此处则不列代表人物。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门户全部被打开,基督教传教士涌入了长江中下游各个城市,也进入了内陆,因而一个面对全国而不只是面对官僚知识群体的《圣经》版本,就成为时下之急需。

汉语书写历来存在着雅与俗、文与白之区别,故而传教士在译经时,依据语言和文体的不同,分为三个翻译系统:深文理、浅文理和白话。前两种系统,上文已有提及,在此不论。白话分为官话和土语,《圣经》诸种白话译本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官话本。但官话并非仅是一种语言,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了北京官话、南京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等并不全然相同的方言。这一时段的官话本,是以北京官话本和南京官话本为主,直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出现。

官话译本最早始于1854年麦都思、施敦力合译的南京官话版《马太福音》。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后麦都思曾赴南京考察,因其不满太平天国版《圣经》,即《新遗诏书》和《旧新遗诏书》,故着手修订原译本而出版了南京官话本。1857年,麦都思和施敦力以委办译本为母本,又出版了一部南京官话译本《新约》。1864年,北京官话《约翰传福音书》由丁韪良译成,全本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直到1866年才出版。此后,施约瑟凭一己之力译完了北京官话《旧约圣经》,该本既忠实于原文,译文也较为流畅可读。1878年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译本《旧约全书》合并为《圣经全书》出版,此版在此后几十年间有一定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看看合和本的情况。1890年欧美各差会的新教传教士聚集在上海,召开译经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共同致力于译出全国通用的汉文版《圣经》。大会决定以英文修正译本为底本,并采取了“《圣经》唯一,译本则三”的原则,此后立即成立了三个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重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个译本。三个译本分别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采取不同的翻译标准和语言文体,文理本面向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官话本面向平民百姓,甚至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读者。这个系统中,“浅文理”和合本《新约全书》完成于1900年,但延至1904年才得以出版。“深文理”和合本《新约全书》出版于1906年。此后,由于当时教育界和报刊杂志上已经在鼓动语言改革,为了回应浅显语言的需求,“深文理”和“浅文理”两个委员会合并,一起合作译成了文理译本《旧约全书》,与此前的“浅文理”和合本合并成文理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并于1919年出版。第三个委员会历时二十九年,同样于1919年出版了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此时恰逢“五四”白话文运动,官话和合本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后易名为《国语和合译本圣经》,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沿用至今的和合本《圣经》,其他版本则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不再印行。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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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姚达兑 工作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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